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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周边外交中的中印战略合作 　　在 　　亚洲，印度作为新兴大国和印太大国的作用被美国重新发现和定义，印度战略地缘平衡手特性也随着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的展开得到强化。就印度而言，一方面，外交中“战略自主”的传统使其对美国的要求显得有所节制和保留；另一方面，现实中印度的“东向”政策与中国向西发展在战略空间上形成重叠，这使印度对中国在南亚和东南亚部分地区的存在有所担心和疑虑，印度国内部分战略认识也强调不能忽视中印关系中的竞争性。 　　然而，就中印两国的政治领导人而言，双方均强调中印关系的合作性和战略非冲突性，辛格总理也在不同场合强调“将不会与其他任何国家结盟反对中国”。2013年，中印两国总理实现了60年的首次年内互访，这是中印关系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中印双方均同意将“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推向新水平”，并在经济、防务、边界和跨境河流等问题上达成了系列共识。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中印双边关系也已经超越了两国和地缘政治的范畴，具有了全球战略意义。在10月份召开的中国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中，习近平主席更是强调“开展周边外交要有立体、多元、跨越时空的视角”。那么，就中印而言，应如何将其置于中国周边外交的大框架之下，来理解这种立体性的战略协作呢？ 　　中印战略合作的 　　原则、基础与目标 　　一般而言，所谓“战略合作”，即重大的、在相对长一段时间内具有稳定性的合作关系。“战略合作”最基本的原则是不直接针对对方、不损害对方核心利益。由于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而印度也长期强调外交中的战略自主性，中印“战略合作”还内嵌着“不针对第三方”的原则，即“不影响各自同其他国家的友好关系”。[1]作为均处于上升轨道的发展中国家代表，中印“战略合作”的重要目标仍主要是促进战略理解和沟通，为彼此国内发展创造良好的外交环境。 　　“战略合作”的达成也依赖于对彼此的认知。就中国而言，对印度的战略判断大致包括：首先，在一段时间内，主要仍是一个南亚强国，且处于南亚次大陆权力结构的“中心”位置；其次，印度正在成长为一支重要的亚太力量，其经济发展潜力巨大；再次，由于中印在发展进程中存在时间差，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主要压力和牵制性力量不来自印度，中印反而在全球层面具有巨大的合作空间。就印度而言，虽然目前在对华认知的某些层面仍存在差异，但较一致的认识包括，“鉴于贸易上与中国的逆差，印度不应高估自身与中国谈判的能力，对中国的政策应努力在竞争与合作间谋求一种平衡”。[2]在未来的权力结构中，美国是第一层，仍是主导性领导力量；而印度将与中国同时上升，成为第二层。[3] 　　战略评估上的一致性促进了中印“战略合作关系”的达成。2005年，在并不十分有利的舆论环境下，中印两国政府决定建立两国“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就全面扩大双方在各个领域友好互利合作达成一系列共识。这是两国关系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2006年，两国确立了中印合作的“十项战略”，决定在机制、经贸、防务、边界、跨边境联系与合作、科技和人文等多个领域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11年，中印两国开启了“中印战略经济对话”，就世界经济形势、各自国内经济形势及中长期社会经济发展规划等，深入交换了看法，“这为双方在具体议题上的合作扫清障碍”。[4]2013年4月，中印在西段边界发生“帐篷对峙”事件后，两国通过边界事务磋商和协调等机制，及时通过双方外交部和当地边防军等进行会谈和交涉，有效阻止事件升级。[5]当前，中印两国领导人均将中印关系升级为各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双方在各自外交议程中的位置稳步提升。 　　如果将中印战略合作置于中国大周边外交的框架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全球层次，二是亚太地区层次，三是南亚次区域层次。其中亚太地区层次的战略合作最为复杂。 　　全球层次下的中印战略合作 　　随着全球权力结构的大变革，中印关系已经超越了双边范畴，具有全球和战略意义。 　　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应对上，中印两国努力争取新兴大国在国际经济和金融事务中的地位、作用和发言权，努力重构“非西方模式”的战略合作成为金融危机背景下的新亮点。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印财金对话机制轮流在两国举行，至今已举行了五次。同时，作为新兴国家，中印两国积极倡导国际金融体制改革，共同推动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和金融秩序。G20的出现，不仅表明大国关系出现重大调整，而且表明一些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已经从世界的边缘走入世界中心舞台。 　　在全球气候谈判上，两国利益“大同小异”，在历届气候变化大会上也“求同存异”。作为最大的两个发展中国家，同时又是温室气体排放大国，中印两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上利益“大同小异”，同时具有内部和外部双重动力。在外部，面对发达国家的压力，中印两国需要协调彼此立场，共同要求发达国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