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南亚看中日关系.docVIP

从东南亚看中日关系 　　“中日骂战”、“两强相争”、“中国崛起”、“日本复古”……近期以来，翻开各国的报章或打开电视机，几乎没有一天不出现“中日交恶”日益严重的消息与评论。中日两国会不会擦枪走火？万一开战，谁会占上风？……时逢甲午战争120周年，相关话题更被炒作得沸沸扬扬。与此同时，倾向于将问题简化成“中日博弈”或者“中美日三国演义”的言论也比比皆是。 　　笔者认为，中日交恶不能简单地用两国势力消长逻辑（即“强弱论”）来涵盖，亚太形势的紧张，也并非中美日“大三角”简单的分离和组合。从这个角度出发，将中日摩擦之加剧简化为日本担忧中国之崛起，也许能点破某些日本人存有的“天无二日论”的传统思维，但却不能全面说明今日问题的焦点与真相。 　　同样的，中美日三国关系也不能用“三国演义”般的简单思维来推理或臆测。对于世界“霸主”白宫的一动一静，各方当然应该予以关注，但对其大小官员的一言一语给予过多的推敲和诠释，再为此而一喜一忧，并无助于我们对当前亚太形势的认识和判断，更不能轻易将之作为中日关系变数的依据。 　　要了解中日两国交恶的根源和安倍晋三首相何以旁若无人地高举复古旗号，还得追述日本的“战后处理”及其国内主和、主战思潮与势力之消长，也得略知战后以来美国亚太战略的变与不变。与此同时，还得知道在上述格局之下，中日关系错综复杂与曲折发展的历程和面对的难题。 　　冷战框架规定战后日本走向的 　　三大条约 　　要谈战后日本的政治外交史，谁都不能绕过1952年4月28日这个重要纪念日。因为就在这一天，两个决定日本命运的条约，即《旧金山媾和条约》和《日美安保条约》正式生效；与此同时，一个决定日本对中态度的《日华和平条约》（北京有人戏称为“日蒋和约”），也于同日签署。 　　如果说，《旧金山媾和条约》意味着美国占领军结束其单独占领日本的体制（安倍政权称之为“主权恢复日”）的话，同一天生效的《美日安保条约》则规定了之后美日之间的主仆关系。至于《日华和约》的签署，则明明白白向世人昭示东京将紧跟美国的冷战战略，只承认逃往台湾的蒋介石政权，而不与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打交道。 　　中日关系正常化后的不正常问题 　　东京与北京如此这般不正常的关系，直到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特别是1978年两国签署和平条约之后才告一段落。但是，围绕着“历史”问题与“台湾”问题，两国并未达成圆满的协议。 　　对待“历史”问题，东京虽然吞吞吐吐，被迫从“（给对方）增添了麻烦”，改称为“对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损害”，并表示“深感责任”和“深刻反省”，但却拒绝以白纸黑字表示“道歉”。 　　而对待“台湾”问题，日本虽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惟一的合法政府”，但并不直截了当承认台湾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而是对中国视台湾为中国领土一部分的立场，表示“充分理解和尊重”。 　　对于善于咬文嚼字的日本外务省官员来说，正如“反省”不等于“道歉”一般，“理解和尊重”也并不意味着日本全面同意台湾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围绕着“历史”与“台湾”两大问题，中日两国间的争吵之所以从不间断，道理就在这里。 　　除此之外，尽管1972年中日实现了邦交正常化，1978年中日又签署了和平条约，但仍遗留下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那就是钓鱼岛（日本称之为“尖阁列岛”）的归属纷争。 　　针对钓鱼岛问题，根据当时各媒体报道，时任中国副总理邓小平1978年10月在东京举行的记者会上，曾发表“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谈话。他指出： 　　“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候，我们双方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这次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双方也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 　　他同时表示，两国政府把这个问题避开是比较明智的，他相信未来总会找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对于邓小平的这番谈话，据当时日本各大报的现场报道，台上台下是一片热烈的掌声。自此之后，也未见有任何日本官员对此提出哪怕是些微的异议。由此，“搁置争议是中日两国达成的默契或共识”成为国际舆论界的常识与定论。 　　但这个“定论”在1996年却有了微妙的变化。 　　美日安保“重新定义”给日本壮胆 　　1996年，日本官方的对华态度发生了微妙变化，悄悄地（或者说是试探性地）打出了“否定（搁置争议）共识”牌。 　　针对时任中国驻日大使徐敦信就日本政府纵容右翼团体在钓鱼岛修建灯塔提出的抗议，时任日本外务次官林贞夫的回答是： 　　“尖阁诸岛是日本固有领土，日本从未同意将领土问题搁置处理。” 　　不过，也许是意识到这一否定共识的言论来得过于突兀，素来不忘“国益至上”的日本各大报都小心翼翼地将此番新表态缩至最小栏寸的版面刊载，《朝日新闻》则索性对此只字不提。 　　日本当局为何沉默了近20年，突然试探性地抛出了“否定共识”论呢？就亚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