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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着装变化看中国的现代困惑 　　3月15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杨奎松做客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从着装变化讲述中国大陆的现代困惑，以下为演讲摘录。 　　其实今天我们没有国服，很多人主张中国要搞国服。改革开放后，很多汉族知识分子有这样的呼声。在什么场合应该穿什么衣服，现在变成一个很麻烦的问题。日常生活中，大家都穿西式服装，这没问题，但碰到庆典碰到祭祀活动，应该穿什么？我们可以看到这几十年，凡是和中国传统有关系的活动，政府官员都会出席，官员参与时的穿着，代表着一个形象问题。你会发现，不同地方的政府官员，在参与这些活动时，穿的衣服都不一样。 　　中国国服难产的最大问题在于，我们有56个民族，如果要搞国服，你拿哪个民族的服装当国服？一部分国服主张者要讲民族平等，不能单纯搞西化，也不能干脆搞汉化，56个民族要找到一个共同的方法。 　　现在有这几种主张：1、学西方国家，统一以西服为礼服，不搞国服。2、综合56个民族服装的共性重新设计。3、56个民族服装均列为国服，一年轮一次。4、以汉族传统服装为国服，但又分别有主张：以汉服为国服；以唐服为国服；以明服为国服；以中山装为国服。 　　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服装的这种变化，我们也会非常清楚地注意到，服装西化的过程几乎是不可抗拒的。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随着整个社会的开放，无论在农村还是城市，这样的变化都很大，这个趋势不可抗拒。但一个民族的文化传承、保护，更重要的在于知识精英、在于政府怎么做，像日本、韩国、印度，不见得西化之后，它们民族的特点就会消失。 　　举个简单的例子，胡适曾公开主张全盘西化，他认为中国传统的思想、思维方式应该发生根本性变革，应该向西方的思想学习。但胡适本人，假如我们去看他一生的着装，你会发现他其实在拼命地抵制西化，拼命想保存自己作为中国人的特点。胡适着西装，只有两种场合，一是在国际会议上，另一种就是出国了，他留学的时候，在美国当大使、工作的时候。但是一回国，1917年新文化运动时期，在北大工作的时候，他从来都是穿长袍；1946年以后任北大校长，他穿的是长袍马褂。这是他认为最具中国特色的服装。当然，他戴着西式的帽子，他不喜欢中国那个瓜皮帽，所以他戴了顶礼帽。 　　再来看政府，袁世凯政府时期，颁布的民国服饰条例明确规定了礼服的样式。礼服就两种，一种是中式长袍马褂，一种就是西装。西装是因为他们认为要跟西方打交道，在国际场合人家都穿西装，那你也可以穿，当然你也可以穿长袍马褂。但在中国的正式场合，比如祭祀、祭典，各种各样的礼仪活动，应该穿长袍马褂。 　　民国的领导人对于延续满族改良过的服装作为中国传统服装并不介意，他们觉得这是正统。这和国民党领导人的思想观念有关。我们看孙中山的着装，最主要是3套：一个是传统的长袍马褂；一个是西服，因为他在海外活动的时间特别多，所以他很多时间穿的是西服；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中山装。 　　今天关于中山装的说法有很多，有人说是孙中山自己参与了制作、设计和改进。我们看孙中山的中山装，就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最早的衣服其实是日式的学生装，立领，然后右边一个兜，是明兜。孙中山在日本期间，很多时候是穿日式立领学生装。后来他把它改成立领的两个兜，再后来又把立领变成折领。我们不管这个服装到底是谁设计的，但是孙中山后来在中国政治活动中，很多场合穿中山装，很多革命党的官员也比较多穿中山装。 　　当然，建国后毛泽东也穿中山装，但毛泽东的中山装和孙中山的中山装又不太一样。国民党的中山装是作为一种礼服式的衣服，它和日式的学生装有点不一样，其实就是西式服装的变化，它不是中国传统的，所以需要去找剪裁的师傅给他量身定做。我们的中山装，肥肥大大的，什么人都能穿，因为毛氏中山装下摆都特别大。 　　蒋介石一生中基本就3种衣服，这3种衣服都可以当礼服，一种是军装，一种是非常合身的中山装，还有长袍马褂。他出席任何礼仪的，特别是涉及到跟中国礼仪、文化有关的场合，包括总统就位这样重大的场合，都要着长袍马褂。最有意思的是，李宗仁回忆录里讲1948年总统选举，因为蒋介石推举的副总统是孙科，结果孙科没被选上，李宗仁选上了，蒋不喜欢李，但总统和副总统要共同去就职。在正式典礼的头一天晚上，李宗仁给蒋介石打电话问，明天穿什么衣服合适。蒋介石说穿军装，李宗仁就老老实实穿着他的将军服过来了。结果到了场上，发现蒋介石穿着长袍马褂，他站在侧后面穿着军装。李宗仁后来生气得不得了，说纯粹把我当成马弁，这不是警卫么，穿着军装站在旁边，觉得蒋介石把他坑了。真相如何不知道，至少李宗仁自己这么说。大家可以看到蒋介石对长袍马褂的重视。 　　新中国建立后的服装非常朴素简单，就是军装，或者是军装改造的军便服。基本上没有中国传统服装的任何元素。 　　当时最流行的就是干部服，或者说军便服。那些不做政府工作的人，普通的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