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金林 经历生死考验 遇危险已不再紧张.docVIP

侯金林 经历生死考验 遇危险已不再紧张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肝病中心和感染内科主任侯金林 图/ 本刊记者 大食 　　2003年“非典”，医院一度是重灾区。“当时你们收治了很多重症SARS患者，却没有一例医护人员感染，这到底是运气好，还是确实工作做得好？”本刊记者问。 　　“实际上最简单的一个事情，就是通风。原来（感染科）病房窗户都是关死的，当时天气很冷，我们还是将窗户全部打开，通风最重要。”侯金林说。 　　简单、清晰而又出人意料的回答。10年前，南方医院感染内科主任侯金林与数十名医护同事，为救治住院、隔离的SARS患者，吃住在医院内，“熬过”了3个月。在全社会恐慌的日日夜夜里，勇气、责任、荣誉对他们不可或缺，冷静、专业也帮他们战胜了恐惧。 　　10年后，51岁的侯金林在微博里写道：经历过2003SARS 生死考验，遇危险事已不再紧张。 　　如今，这位媒体眼中“白皙英气”的医学工作者，关注医疗体制改革，频繁与国内传染科同行互动，热心给患者诊疗排难，以一名医学工作者简单纯粹的姿态，继续对抗乙肝这个“沉默的杀手”。 公共卫生投一分抵百元药费 　　“03年我也才41岁，（感染科）护士都是十七八岁，听到有的地方死了人，不害怕是假的。” 再回忆“非典”时刻，侯金林已经很平静。他印象最深刻的一幕是：非典这几个月感染科没有一个人请假，不好意思请，没有人愿意当逃兵。 　　2003年初， 广州大量医务人员被交叉感染SARS，各种流言一度层出不穷，引发全社会恐慌。SARS感染患者不断增加，各家医院不堪重负。当时仍归部队管辖的南方医院，也先后收治了一百多名“非典”病人。 　　研究了多名患者病历后，侯金林判定，SARS传染性相对没那么强。疫情起于冬季，天气寒冷，各医院传染科病室多选择密闭门窗，隔离病人，反致交叉感染。侯金林回忆，医院感染科老专家、年轻专家商量后，觉得必须要通风。“那时候3月份到东北长春（支援），当地医院领导请吃饭，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窗户全打开了，冷得要死，但不打开麻烦呀，我们走后发现（当地医院）已经有两人感染。” 　　为救治病人，侯金林和同事也选择被“隔离”在南方医院内。刚开始很艰苦，医护人员多只能在楼道里搭床休息。他记得，当时一个副院长晚上来看望，几个护士说着说着一群人就哭了。 　　“公共卫生你投入一分钱，最后收入可能100块、1000块都不止，但是看不到威胁就不会把钱投进去。”侯金林说，“非典”给政府，给医务界都上了一课，事后无论是公共卫生、学术研究、针对新的传染病的学术平台的建设，还是疫情应急处理，进步都非常大。 国内乙肝患者用药多低效高耐药 　　10年间，虽然公共卫生投入明显提升，侯金林仍心怀担忧。因为公共卫生、感染病、肝病等领域风险高，收入又相对低，愿意投身于此的医生依旧少得可怜。 　　侯金林曾在微博写道：“全国各地医院，感染科医生奖金最少，风险最高，奉献最大，条件最差。应邀去看过全国条件最差的某医院传染科，病房墙壁黑乎乎，地上脏兮兮，楼道里挤满加床的病人。 ” 　　分析原因，他认为现行医疗体制不但不能满足患者所需，更让医生很痛苦。经济至上的价值观，已经让很多人不愿意学医，尤其是基础医学和预防医学，特别是传染病学这样收入不理想的专业，而这些专业恰恰又是国家最需要的和最重要的， 　　2013年元旦，侯金林微博还记录了医院外心酸一幕。“一对母子寒风中，坐在冰凉的水泥地面，母亲声音颤悠悠，儿子鼻涕涟涟，地面纸被风吹的哗啦啦响，上写着丈夫患脑肿瘤，旁边塑料碗内是几角到一元的纸币，旁边报纸写着国家医保成就。医保，爱恨交加！” 　　时至今日，中国感染乙肝病毒人群9100万，是世界上乙肝感染者最多的国家。《广州日报》报道，2013年7月侯金林教授指出，最新的临床研究数据表明，强效抗病毒和预防耐药是阻止乙肝发展为肝硬化和肝癌的关键。但目前我国逾七成的乙肝患者初治都在使用低效高耐药的药物治疗。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侯金林对本刊记者分析，根子在于国家医保投入不够。以意大利乙肝患者为例，他们的医保对乙肝病人是“三免一终生”，病人抗乙肝病毒药物免费、检查免费，病人就诊的费用都是国家出，当然用得起好药。 　　对于中国乙肝患者，医保给的钱往往只能付便宜的药，而且便宜药物耐药性一般也比较高。现在的医保，一个月患者门诊只给报销三四百元，若用好药，患者往往一月药费在千元上下，这样的话他就被迫吃效果差、便宜的药。如果医保能承担800元，那患者的负担就会大为减轻，侯金林认为按目前国家经济实力想做到并不困难。 　　当下医患关系紧张，医生被刺事件时有发生。对此侯金林分析认为，要缓解矛盾，还是要靠整个国家的医疗保险制度完善，因为病人还是看不起病的多，嫌看病难、看病贵的多。在英国等医保体系健全国家，病人基本不会关心他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