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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能主义治理模式已无法维系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被有关学者称之为我国的第五个现代化。如果我们将此放在近代以来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现代化建设的历程来看的话，那么，将其称为第五个现代化是相当恰当的，而且其意义也是不言而喻的，恐怕远远超过了“四个现代化”。因此，接下来的重点自然是如何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本文从大众参与、协商机制角度切入。 　　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两个维度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重要的命题包含着两个维度，一是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另一个是现代化运动。 　　所谓国家治理，主要涉及到的是国家基本制度安排与运行的问题，国家治理体系指的是各种治理制度、机制之间的关系。只有基本制度安排合理得当，国家治理才能有效地得以实现。但是，对于中国的国家治理及其体系来说，有其特殊的内涵与意义，那就是，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实质上是中国现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建构的问题。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来看，1840年英国人的枪炮声警醒了千年的中华帝国，使其陷入到深重的国家危机之中，同时也就是英国人的枪炮声将中国送至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门槛之前。自那以后，中国进入到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艰难而曲折的历程之中。晚清以来，中国一直行进在建构现代国家的征途中。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建立民国，创设民主共和制度，辛亥革命后建立的南京临时政府是“中国现代国家的雏形”，是构建“现代中国”的第一次伟大尝试。尽管经过先贤们的努力，中国已经走出了古典帝国，但是，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任务至今仍未得到充分的完成。正如已故的美国芝加哥大学邹谠教授所指出的，尽管辛亥革命后中国建立起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家，但是，支配中国二十世纪的却是一个国家权力统摄一切的“全能主义”（totalism）的政治结构。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更是建立起世界上少见的超强的国家“利维坦”。 　　全能主义国家的治理模式当然有惊人的治理效力，但出现了极其严重的不良后果，例如经济发展活力的窒息，国家对社会的严密管制，造成社会自组织秩序的彻底摧毁和对国家强制力的全面依赖。全能主义国家的治理模式显然是一种非常态的治理模式，事实上也无法长期维系。因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邓小平领导下，中国重新走上建设“现代国家”的道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可以说是这个任务的继续，并且将其推到前所未有之高度。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治理的讲话中，也不难看出这一点：“我们之所以决定这次三中全会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问题，不是推进一个领域改革，也不是推进几个领域改革，而是推进所有领域改革，就是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总体角度考虑的。”由此可见，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于深化改革具有总体性的意义。 　　从现代化建设或运动的维度来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被称之为我国的第五个现代化。实际上，已有学者指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以“现代化”的要求来衡量的，因而属于“现代化”的基本范畴。现代化是中国近代以来国家发展进程的另一个轴心。近代以来，中国努力进行现代化，但是，现代化进程曲折而艰难，屡屡被打断，致使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延误了长达一个世纪，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华民族再次启动了实现现代化之梦。这个梦被具体表述为“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 的“四个现代化”。它是1950年代后中国共产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提出的国家战略目标。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重提“四个现代化”，但是他逐步认识到“四个现代化”不是现代化的全部内容，还应该包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等内容。因此，1987年党的十三大之后，“四个现代化”的语词逐渐不提了，代之则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并提出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可以看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对以往“四个现代化”的完善和发展。如果说“四个现代化”所追求的是硬实力，那么国家治理现代化更加强调的是国家软实力的“现代化”。“第五个现代化”的提出，可以说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一次新的发展。 　　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建立在制度性权力基础之上，公民参与、民主协商、群众参与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无论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还是现代化本身的维度来说，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说到底，就是现代国家制度的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本身是一个总体性的问题，是一项具有系统性的工程，涉及到多个方面的建设，但是，有三个方面却是相当关键的：国家政治权力的制约与监督（即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召开不久的一次讲话中所提出的“将权力关到制度的笼子里”）、民主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大众政治参与和公民政治权利的保障。这三个方面汇集到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