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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管理：会给中国带来什么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在制定负面清单基础上，各类市场主体可依法平等进入清单之外领域。探索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国务院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中也提出：“探索建立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借鉴国际通行规则，对外商投资试行准入前国民待遇，研究制订试验区外商投资与国民待遇等不符的负面清单，改革外商投资管理模式。”一时间，“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管理”成了公众热议的话题。 　　什么是“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 　　清单管理” 　　根据国际法的一般原则，国民待遇是指本国给予入境的外国人（包括自然人与法人）与本国人（包括自然人与法人）相同的待遇。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国民待遇通常见诸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知识产权贸易和投资等各个领域。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研究，在投资领域，按照这种待遇发生时段的不同，国民待遇可以分为准入前国民待遇（pre-establishment national treatment，或称之为准入阶段国民待遇）和准入后国民待遇（post-establishment national treatment）两大类。准入后国民待遇，是指国民待遇通常在投资完全建立后才能开始享受，即在外资企业建立后的运营中给予外国投资者及其投资不低于本国投资者及其投资的待遇。而准入前国民待遇，是指在企业设立、取得、扩大等阶段给予外国投资者及其投资不低于本国投资者及其投资的待遇，其核心是东道国给予外国资本市场准入的国民待遇。不难看出，准入后国民待遇解决的是外资“进门后”能不能受到平等对待的问题，而准入前国民待遇主要针对的是外资“门好不好进”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市场准入本身就构成了国民待遇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与准入后国民待遇相比，准入前国民待遇是一种更加完整、更加全面的国民待遇。 　　在现实中，一国是根据本国的经济发展状况以及承担的国际法义务来确定本国具体实施国民待遇的范围、领域、措施，通常有两种方式——正面清单（positive list，又称为肯定性清单）管理模式和负面清单（negative list，又称为否定性清单）管理模式，来确定国民待遇适用的范围、领域、措施。 　　正面清单管理模式是指政府允许的市场准入主体、范围、领域等均以清单方式列明；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是指政府禁止的市场准入主体、范围、领域等均以清单方式列明。需要指出的是，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不仅适用于一国的对外经济交往中，实际上，在一国内部，政府出于公共利益或某些特定的政府目标的考虑，也会使用正面清单或负面清单管理对某些特定的领域实施市场准入措施；另外，一些经济实行管制的国家。对国内不同投资主体实行的差别性的市场准入政策，也会通过正面清单或负面清单管理来实施。 　　而在国际经济交往领域，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管理主要是针对市场准入的国民待遇而言的。具体到外商投资领域，正面清单是指：凡是针对外资的与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相符的管理措施，均以清单方式列明；负面清单是指：凡是针对外资的与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不符的管理措施，或业绩要求、高管要求等方面的管理措施均以清单方式列明。显然，在正面清单模式下，外资只能在清单范围内享有国民待遇；而在负面清单模式下，外资能够享受到清单范围之外所有的与东道国国民相同的待遇。 　　引领国际投资规则发展 　　战后相当长时间内，为了隔绝外部金融世界的不稳定影响，同时也为抑制各种形式的资本外流、以满足日益增加的国内恢复重建和发展所需的资金要求，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世界各国在积极推动国际贸易自由化的同时，都选择了对资本跨境流动严格管制的政策，跨国资本流动处于沉寂状态。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世界经济重建完成和增长恢复，各国经济往来日益密切，发达国家逐步开始解除资本管制，一些发展中国家也随之跟进。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计算机和现代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经济全球化飞速发展，跨国公司主导的跨国投资日趋活跃。投资自由化的推进使得全球投资规则谈判代替贸易规则谈判而成为主流，而市场准入则而成为了全球投资规则构建中的中心议题。 　　战后，世界各国的外资政策经历了一个从全面管制、到逐步放松市场准入、再到促进投资便利化自由化的过程。国际投资规则发展也经历了全面管制、准入后国民待遇+正面清单、准入后国民待遇+负面清单、准入前国民待遇+正面清单、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这些管理模式的演进。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管理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纳，据统计，目前世界上至少有77个国家采用了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的外资管理模式，许多区域性贸易安排也采取了这种外资管理模式。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力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