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该立法规定同性恋可以结婚.docVIP

中国应该立法规定同性恋可以结婚 （一）?社会现状 根据1991年至1992年上海中医院和一些香港学者在上海对2190例大学生的调查发现，男女大学生有过同性恋行为的分别占男女大学生总数的8.3%、9.2%。李银河博士也曾根据国内外的权威调查推测出：在中国，同性恋者有3900万至5200万左右。[4]2004年12月，中国卫生部门的一项研究调查显示：处于性活跃期的中国男性同性恋者，约占男性人群的百分之二至四，以此估算，中国约有五百万至一千万男性同性恋者。这些数据表明：在中国社会确实存在着一定比例的同性恋者，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个比例已呈现出上升趋势。 一般认为，同性恋者可能造成的危害表现为：（1）同性恋者的性行为通常较为混乱，性对象多变，容易感染各种性传播疾病（包括艾滋病）；（2）在现有主流文化下，同性恋者大多具有道德罪感，其心理压力大，承受能力不佳，一旦遇到一些情感问题，容易表现出一些失控行为，如自杀、自伤、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等；（3）一些同性恋者为了满足自身欲望，会采取欺骗、利诱乃至暴力、胁迫等手段，严重侵害青少年的身心健康；（4）一些同性恋者在公共场所（包括监狱、劳动教养场所等）公然进行同性恋行为，同性恋者卖淫活动在一些地区屡禁不止，这些都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5）同性恋本身给自己及其家属带来很大的精神痛苦，同性恋者所缔结的婚姻则更为不幸。 因而，从法律上关注这类特殊群体，不仅对其本人，对其家庭，而且对全社会都具有重要意义。?? （二）?法理依据 1.平等地关怀与尊重 德沃金在其名著《认真地对待权利》一书中写道：“政府不仅要关怀和尊重人民，而且要平等地关怀和尊重。这就意味着政府绝不能以某些公民更值得关心而有权获得更多的理由来分配各种利益或机会；绝不能以某团体中某些公民的美好生活概念比他人优越或高贵而限制自由。”据此，针对社会上同性恋者受侵害、受歧视的现象，政府应当通过权力行为（尤其是立法行为）来赋予同性恋者与普通人同样的权利，不能因为同性恋者关于美好生活的概念（性取向）不符合一般人的评判标准就去限制其权利。 然而，个人利益与社会中大多数人的利益即一般利益并非总是一致的，一般利益的强大，足以使个人权利的要求落空。因此，在判断个人究竟是否有权利的问题上，德沃金又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表述：“在对个人希望有或希望做的事情上，集体目标已不足以成为否认的理由时，或对个人所加的损失或伤害上，集体目标也不足以成为支持的理由时，个人就有权利。”根据李银河教授的调查，人们不接受“同性恋”的理由无非就是觉得恶心，觉得这种现象不符合普遍的道德标准（虽然同性恋与道德无关）。然而，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同性恋爱、结婚并没有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也没有扰乱公共秩序，更不会造成社会风气的道德沦丧。所以，“集体目标”（所谓的不符合道德标准）也不足以成为否认同性恋者权利的理由。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如一个人的所作所为不会影响他人的自由，那么他便享有这个权利。大多数人的喜恶不能作为否认个人权利的唯一立法依据……要认真看待少数人的权利；只要少数人的同性恋行为不有伤风化或损害社会秩序，就应予以宽容与保护，不诉诸刑法，舆论上也不予谴责，生活上不加歧视。”? 对于同性恋这一特殊群体，应该用法律加以保护。他们不应该成为我们歧视的对象，而是应该保护的对象。　　2．法不禁止即自由 “法不禁止即自由”原则是在古希腊的政治准则中最早得以表达。古希腊人把“法律之下的自由”视为城邦的基本要素，并从道德的角度加以奉扬。所谓“法律之下的自由”就蕴含着“法不禁止即自由”的要义。霍布斯在《利维坦》中认为，某些自由是依法律无明文规定而存在的，人们可自酌而行之；英国哲学家密尔在《论自由》中也规定了人类自由的三个领域：“（1）良心的自由，思想的自由。（2）生活方式的选择自由，它‘要求趣味和志趣的自由；要求有自由订自己生活计划以顺应自己的性格；要求有自由照自己所喜欢的去做，当然也不规避会随来的后果。’（3）个人相互间联合的自由。”目前，我国还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对同性恋行为加以禁止，从法理的角度来说，既然法律没有明文禁止，同性恋爱、结婚又属于公民私权利的范畴，那么法律就应当对此给予宽容、国家权力也不应当不当干涉。 诚然，法律不禁止的行为，并非都具有积极的功利意义；有些法律不禁止的行为还可能导致消极的后果。但是，任何事情都具有两面性，有利必有弊，当利弊发生抗衡时，立法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针对其中的弊端，法律也只能尽可能地采取措施予以避免。 3. 关于道德立法 孙信之在《道德立法的理性思考》一文中提到：道德立法是我国现阶段法律发展过程中的一种趋势；道德之所以可以法律化，是因为两者具有一致性。据《广州日报》2009年11月6日文章《调查显示七成家长可理解并接受儿女是同性恋》报道，一位的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