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嘉庆十七年《公所落成记》碑记考.docVIP

清嘉庆十七年《公所落成记》碑记考 　　山西商人来天津经商的历史可溯源至明末清初，《天津县志》及一些历史文献都有记载，但是以碑记形式来记录山西商人落脚津门的情形实属罕见。考证《公所落成记》碑记，目的是以“碑”为鉴来探寻早期山西商人在天津三岔河口经商的足迹。三岔河口在元代开始繁荣兴旺，到了明、清两代逐步成为运河北端的重要商货集散地，《天津近代史》一书对该地域有过这样记述：“天津这个河口都市形成的主要原因：一是地理的变迁，使天津得天独厚，成为河海交通的枢纽；二是元明清以来建都北京，使天津的政治、军事、经济地位发生重大的变化；三是漕运、盐业的发展，促成天津商业贸易的繁荣”[1]。由此吸引了各地谋生者、经商者投足于此。在碑记《重建天津万寿宫记》中也有这样的记载：“百货辐辏、商务日繁、穰穰劳劳、殆无虚晷”[2]，这些文字真实反映了三岔河口商业中心的地位及商务繁忙的景象。碑中虽然只记述了山西商人利用旧宅房屋改建一处公所建筑，但是从字里行间也透出了他们来津经商，苦无聚集之所的酸楚经历。更鲜为人知的是，该石碑也是天津迄今唯一发现的商业公所碑记，它的发掘对研究天津商业发展有着弥足珍贵的意义及价值，同时也佐证了清朝中期山西商人来津经商的历史。 　　该石碑发掘于2003年8月22日，地点为天津大胡同商业街建设工地，经位置考证原为侯家后中街偏西，现大胡同商业中街。石碑为青石材质，高187厘米、宽56厘米、厚为24厘米，立碑时间在嘉庆十七年（1812），名称为“公所落成记”。碑文宋体，镌刻下近532字，现收藏于红桥区文物保管所内。从石碑落款及碑记铭文考证：这是山西介休人恭立的石碑，但在内容上更显示其为纪念工匠的功德事迹碑。下面想结合碑文及资料给予简略的考证。 　　碑文简录如下： 　　公所落成记 　　夫兴事难董事尤难，兴众人而以一人董之其势更难。吾乡戚友贸易于津门者甚多，久欲同立公所一区，为岁时虔祀神明之地，而苦无其基□，不惟难其地，实难得其督事之人也。迟至嘉庆十六年，始得城北孙氏旧宅一段。公同置买，然而，墙垣圮屋宇摧颓荒废多年，莫弊风雨。同人相顾咨嗟无有能□其事者，锡五温公素以慨爽正直为乡人所推。昌庆王公、尚德曹公深知其能，共同恳之，温公锐然任其事，并择其劳监工者八人，于嘉庆十七年三月兴工起修。或铲而去之，或起而筑之，或崇其址而增新之。务求于精，与监事诸公昼夜勤劳。历六月而工始竣落成。之日，置杯酒招同人而观之，计正广丁三楹，循其旧宇别起群房十间，园墙十丈。朴而不华，坚而持久，同人顾而乐之。温公独一人肩其任，次后，数十百年凡吾乡来游兹至者，行其地怀其人，问曰：何人所缔造耶？何人所增新耶？则温公与监事诸公一片劳瘁苦心不几湮没，爰勒诸石以告后日之游□者。 　　督事：介休温公福成字锡五。监事：汾阳李廷辅、张士文，介休董子智、张麟、封镇吴、黄树诚，灵石梁明远，郑州朱奎扬。 　　嘉庆壬申年九月十五日 　　一、漕运联袂商贸的通衢 　　介休位于山西省的中部，沿海河水系溯河而上，经子牙河、滹沱河、桑干河、沁河直到汾河。介休镇就坐落在汾河的沿岸，绵延约1200余华里。众所周知山西是一个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地方。在汾河的两岸有盛产的山货、药材、小麦及棉花。采煤、冶铁业历史悠久，特别是阳泉的铁锅很早就驰名全国，这些物产的丰盈及漕运的通衢就奠定了该地区商贸的辐射发展。在天津的三岔河口地区，自金朝以后就形成了九河下梢的地形，铺设了四通八达的水路运输网络。南粮北运各地货物经水路汇集在此，因此该地区就形成了物资的中转站及集散地，经济的发达，各种商贸物资的大宗流通，促使各地的谋生者、商人纷至沓来。 　　介休人就是沿着这曲曲弯弯的河道，凭借漕运的便利来到三岔河口，沟通了两地的商贸往来。文中的开篇就道出了：“吾乡戚友贸易于津门者甚多”碑中的“贸易”是一种商业活动的标志，也是三岔河口地区出现在石刻中较早的文字，具有一定的历史见证价值。而文中的“甚多”可涵盖成“很多”的寓意，大有一种蜂拥而至的态势。再从碑中摘录的“久欲”与“迟至”词汇分析，介休人来津贸易已有相当长的时间了。可想，距今200年前，山西商人在三岔河口经商的人群数量之多，足见规模。 　　二、山西会馆建立及公所地理位置考证 　　“山西会馆位于天津市原锅店街西头接估衣街，大门座北朝南，西至范店胡同、东至近仁里、北至侯家后，是南北长，东西短的长方形，占地约十亩”[3]。但是，在会馆建立的时间上有过不同记载，需要进行文字旁证，在《天津会馆介绍》一书中记载：“道光七年由于天津商业逐渐发达，山西商人来津者日多，便由山西在津的13个势力强大、资本雄厚的大行帮中的巨商李芳林、阎永寿等发起，集资87650两，在锅店街建立了山西会馆”[4]。该文字将建馆时间列为道光七年（1827）。而《总成会馆后段楼院碑记》更加详尽的记录了建会馆的时间“……创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