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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我国法定离婚标准的缺陷及完善 　　【摘要】本文认为修正后的《婚姻法》对法定离婚理由所采用的立法形式没有简单否定抽象概括，以具体取代抽象，而是既保留抽象的概括，又具有具体的列举，在具体的列举之后，又加以所谓的兜底条款，保证法官拥有一定的裁量权，这在立法的技术上是很大的进步。但是以夫妻感情确已破裂作为法定离婚的理由，有缺陷；具体列举出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有不当的误导。基于此，笔者提出，基于破裂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在离婚法的立法原则中，应该以婚姻关系无法维系代替双方感情破裂的理由，立法技术上采取概括主义统领并结合列举主义的模式。 　　【关键词】离婚理由；夫妻感情；概括主义；列举主义 　　离婚制度尤其是诉讼离婚制度折射着一个国家当时的经济生活，特别是所谓上层建筑各部门对法律的制约和影响，其中诉讼离婚法定标准即是诉讼离婚制度的主要内容。所谓诉讼离婚法定标准是一国法律是否准予诉讼离婚的统一规范，自然是法官据以对具体案件决定是否准许离婚的惟一标准。同时是法律所确认的引发婚姻解体的原因事实，故而也被称为法定离婚原因。 　　一、对现行法定离婚理由立法方式之评析 　　学理上将法定离婚理由从内容上分为过错原则、干扰原则与破裂原则。所谓过错原则是指可以获准离婚的原因是可归责于配偶一方违反婚姻义务、妨碍婚姻存在的过错；所谓干扰原则是指客观上存在一定事由，使婚姻目的―――共同生活难以实现或者维持，但是夫妻双方对此均无主观过错，如重大疾病、下落不明、入狱、失去性能力等；所谓破裂原则是指无论何种原因引发离婚，只要能证明婚姻关系产生破裂，夫妻共同生活难于维持，即可获准离婚。法定离婚理由的立法形式学理上概括为（1）列举式：又称列举主义，即由法律逐一罗列准予离婚的各种理由，非有其中之一者当事人不得提出离婚之诉。一般地说，采取列举式的离婚法所实行的是过错主义和目的主义立法原则；（2）概括式：又称概括主义，这种立法方式的特点是对法定离婚的根据作出简单的抽象的概括性的规定，而不涉及具体的离婚理由，属于何种情形容许离婚，由法院作出司法裁量，这是一种一般破裂主义的立法方式，不能兼容破裂原则和过错原则。（3）混合式：从当前有关国家的离婚法看，混合式的立法方式表现为两大类。一类是分门别类地规定各种原因的离婚，另一类是既有相对抽象的概括性规定，又列举某些重大的离婚理由。这一类又有两种不同的模式。一种是首先明确概括性规定，再罗列离婚的具体理由，另一种是先罗列具体离婚理由，最后由一项弹性条款作补充。我国于2001年4月28日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第三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调解无效的，应准予离婚：（一）重婚或者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二）实施家庭暴力或者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三）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的；（四）因感情不合分居满两年的；（五）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第四款规定，“一方被宣告失踪，另一方提出离婚纠纷的，应准予离婚。”这三款是我国婚姻法关于判决离婚的法定理由的规定。所据列举的具体情况内容，为过错主义、干扰主义与破裂主义并举。这种似乎是逆潮流而动的做法，在我国当代所谓法律现代化的过程中，非常罕见。通常，我们强调与国际接轨，认可他国的立法经验。对此，有学者认为：这是立法指导思想成熟的表现，既不再盲目强调“现代化”与“国际接轨”，也不固步自封，注重总结我国司法实践经验。 　　抽象概括规定法定离婚标准，成功地克服了具体列举所具有的弊端，即不能全面地反映现实生活中千变万化的婚姻生活，更不能囊括全部的离婚原因，使得有人该离婚却离婚不了，但是，我国司法实践也表明，以抽象概括方式表述诉讼离婚标准，使法律规范应具有的明确、可实施等功能难以体现。一方面，抽象概括的标准只能依赖法官的自由裁量，给了法官过大自由解释、适用法律的空间，对审判结果必然难以预期，更会出现类似的婚姻状况不相同的判决结果，损害了法律的尊严，降低法律的运行效果和人们对法律的信赖。另一方面，离婚当事人对抽象概括的标准的“自由理解”，进而与法官激烈冲突，出现缠讼。在我国以抽象概括的表述规定法定离婚理由后，出现法官要求有关法律规定应当具体，似乎法官更积极限制自己的权力。我们知道，通常大陆法系国家，立法者总是强调尽量缩限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而不是法官自己要求。这种反常情况的出现，是对以抽象概括方式表述法律规范存在所谓不可操作弊端的最好说明。 　　同时过于具体的法律规范在实务中也会产生捉襟见肘之感，因而也无可操作可言。这种两难的境地是成文法国家必须面临的。任何成文法都不可能预见各种社会生活，社会生活总是处在变化之中，无论如何都会有空白留给法官补充。只能保持法律规范一定的抽象性，又加之以必要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