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的嬗变与质变――井原西鹤《町人物》中商人群像分析.docVIP

身份的嬗变与质变――井原西鹤《町人物》中商人群像分析 　　摘 要：井原西鹤是日本近世的一位独步古今的经典作家。他的小说真实地再现了町人的生活、性情、经营理念、伦理精神和历史命运。本文将就其《町人物》中的商人群像进行解读和分析。 　　关键词：商人群像 嬗变 质变 　　在日本文学史上，井原西鹤（1642－1693）称得上是一位独步古今的经典作家。他出身于町人（商人）之家，却弃商从文，成为日本近世町人阶层的真正代言人：以《町人物》、《好色物》等系列小说创作表现了町人的真实生活，町人的性情，町人的经营理念，町人的伦理精神，町人的历史命运。 　　日本的町人是近世时代一个特殊的阶层，主要由商人和手工业者构成，他们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3世纪的镰仓时代，那时出现了“城下町”，町人作为“城下町”内生存活动的一个阶层开始初步形成。到了16世纪末的“织丰时代”，特别是丰臣秀吉统治的后期，町人身份、职份通过幕府法令得以确立。在法律上，町人与武士、农民区分开，形成了独立的阶层。德川幕府建立后，为巩固幕藩体制，进一步强化丰臣秀吉时代的“身份统制”政策，对町人阶层给予了更加严格和明确的限定，“士农工商”的政治、法律体制和社会规范稳固地建立起来。在等级分明的德川体制中，町人阶级处于卑微的最底层，是一种仆从者、服务者的角色。但经过德川幕府初期近百年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后，町人凭靠职分的特殊性和某些政策的优惠，挣得并拥有了巨万财富，并在相当程度上主导了近世日本的商贸体系和经济生活，于是町人政治社会地位同经济地位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反差。然而“士农工商”的身份制是不可触碰的底线，町人们蓬勃的生命力便在金钱的支撑下向其他领域漫延、发展，于是町人阶级的身份、地位便悄悄地发生了某些质的变化。这一嬗变甚至影响到了近代以来日本国家、社会的发展方向。 　　1、从卑贱者到高贵者 　　町人政治、社会地位的卑下，是由法律、权力规定的，只要政权形态和法律不改变，恐怕这一切就不会有根本的变化――至少在形式上，直到德川幕府寿终正寝时都无变化。然而，町人阶级却依靠他们在经济生产、商业贸易、文化教育、文学艺术以致知识智慧上的宏富创造，实际地使自身逐步蜕掉了卑贱者的身份标识。井原西鹤用自己的小说真实地记录了这一历史变化的过程。首先，町人依靠财力雄厚，向武士阶级忽视而农民阶级力所不及的领域大举“进军”，屡屡有大作为、大成就。在西鹤笔下，我们常能看到那些白手起家的富翁们闲来下棋赋诗，观赏能乐、歌舞伎，表现出极为优雅的风采，逐渐褪去了“土财主”、“暴发户”的不雅印记。这只是生活方式上的变化，更重要的是，町人们逐渐从生产、创造上主导了主要的文化产业，在德川时代的中后期，町人成为文化教育、艺术（浮世绘、歌舞伎、文乐、俳句等）出版、知识生产等领域的主导者。由此他们便拥有了某种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因拥有知识和智慧而成为价值生产者，而成为金钱和价值观上的“高贵者”，这一变化相当大程度上已开始将他从政治、法律上被蔑视的处境中拯救出来。其次，表现在生活方式、生活观念的改变上。町人的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除了在色情游乐场张扬挥霍之外，更多的时候是在追求一种文明、优雅的文化生活，如编写、表演和观赏戏曲，如学习并创作俳句、连歌，如著书立说（知识生产），阐述他们对经济经营、道德伦理、文艺教育乃至政治、社会方面的见解，这样也就从最直接的生存方式、生活策略上改变了自身单纯“逐利者”的形象，从金钱财富的积累者到知识、智慧的创造者，也便从本质上将自身由卑贱者、仆从者提升到了高贵者的层面。 　　2、从仆从到主人 　　町人的一切是建立在金钱财富之上的，从经济地位的强固到总体身份、处境的改观，是一个必然又自然的过程。町人阶层建立了遍及全日本的商品经济网络，而在这个网络中，唯町人是主导者。在乡村这一块，“商人出没乡里，无所不至”，“自元禄起，虽田舍亦行钱币，遂成钱物交易之俗”，[1]乡村与城市全部纳入“利益”的纽带；而武士阶级则与町人共同生活在城市，统治者权力的运行要靠町人金钱的支撑，日常的服饰、餐饮、游乐等方面莫不受町人生活方式的传染和浸透，在世俗生活方面，町人也日渐成为主导者。《日本永代藏》卷五的故事很耐人寻味，常陆地方有个拥有十万两白银的富豪，此人心地宽厚、乐善好施，各地的流浪武士便纷纷前来投靠，富翁“授以茅屋，分以俸禄，渐聚至于七八人之多”，有个叫森岛权六的，甚至还做了富翁孩子的教师，“为他四个孩子授诵四书，殊属可嘉”。此篇还记述，一些落魄的武士有的成了卖艺的，有的当了戏曲演员，有的成了细木工匠，――这些工种，在江户时代都属町人之列。这一篇提示我们注意两点：一是，政治地位低下的町人中的杰出者变成了一部分败落的武士的施舍者和主人；二是，落魄的武士放下武士的面子和虚荣，成为自食其力的町人的一员。这正表明近世日本社会的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