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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宪政及其问题 　　在关于当代中国应该建立何种宪政体制的学术论争中，儒家宪政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它主张中国的政治体制应该按照儒家的思想传统和价值取向来建构。儒家宪政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思想体系，在其阵营内部存在着很多分歧，这些分歧主要在于两方面，一是儒家宪政是否应该与以西方的自由民主制为代表的现代价值相融合，二是如何使儒家宪政与这些现代价值相融合。本文试图阐明儒家宪政在这两方面的分歧，并分析将其运用于当代社会所面临的困境。 　　一、“儒学原教旨主义” 　　在儒家宪政是否应该与以西方自由民主制为代表的现代价值相融合方面，儒家宪政内部阵营分明。一种观点认为儒学不应该也不需要与以西方的自由民主制为代表的现代价值相融合，这种观点可以成为“儒学原教旨主义”；另一种观点恰恰相反，认为儒家宪政必须与现代价值相融合，才能够在当代政治实践中发挥作用。前者的代表人物是蒋庆，后者以白彤东、陈祖为等为代表。 　　蒋庆对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持强烈的批评态度。他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不需要也不应该借鉴、模仿，甚至照搬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他主张中国要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政治”。他说：“所谓‘中国政治’，就是区别于西方自由民主政治而具有中国历史文化自性特色的超越当今世界政治发展道路之外的体现儒家政治价值与政治原则的中国式政治。”[1]这种政治的核心在蒋庆看来就是恢复汉代公羊学的传统，建立天、地、人三重政治合法性。他认为汉代公羊学已经阐明了人类社会演进的过程，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就是重新回到这种传统所阐明的历史发展轨道上来。[2]具体地讲，蒋庆认为中国政治应该重建奠基于天地人三重合法性基础之上的王道政治。他说：“王道政治的核心内涵是政治权力的‘三重合法性’……‘天’的合法性是指超越神圣的合法性；‘地’的合法性是指历史文化的合法性；‘人’的合法性是指人心民意的合法性。”[3]王道政治的三重合法性必须处于中和状态，否则便会引起政治系统的不稳定。 　　按照蒋庆的政治“三重合法性”的观点，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的根本缺陷在于“民意合法性一重独大”[4]和其它两重合法性的缺失。蒋庆认为西方民主制度下的“民意”主要是由人狭隘自私的物质欲望和世俗利益构成，缺乏神圣价值和历史文化维度的制衡，导致了民主政治的“极端世俗化、平庸化、人欲化与平面化”。[5] 　　蒋庆所论述的王道政治对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批评切中要害，是值得肯定的。但王道政治的问题在于将儒家价值绝对化、神圣化。蒋庆认为虽然世间存在多元价值，但各种价值之间绝不是没有高低主次之分的，而是“存在着绝对的价值，价值之间是有高低主次之分的”。[6]他认为天道所代表的神圣价值只有儒家才能把握，这就将儒家价值定于一尊，而将其它文化所代表的价值视为次要价值。这种立场可以称为儒家原教旨主义。在现代社会，价值的多元性是客观事实，处于不同文化传统和背景中的人群所珍视的价值是不同的，相应地，这些价值对文化背景不同的人群也都是有意义的。这就是罗尔斯所说的现代社会的合理的多元主义（reasonable pluralism）。[7]面对现代社会中，不同人群和个人的合理的价值选择，将儒家价值视为绝对价值是无法成立的。就此，白彤东提出尖锐批评，他认为中国是一个存在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的社会，合理的价值多元主义是客观事实，因此蒋庆将儒家价值视为一尊的宪政设计无法具有“普遍合法性和包容性”，“更不用提这种设计的全球普遍性”。[8] 　　因此，鉴于合理的多元价值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事实，要使儒家宪政在现代政治建构中发挥实效，就必须思考如何使儒家宪政与以西方自由民主制度为代表的现代多元价值相融合的问题。像蒋庆那样，要求建立儒家价值的独尊地位，要求现代政治回到汉代公羊学所阐明的历史发展轨道上来是行不通的。 　　二、白彤东“孔氏中国”的可行性 　　论述儒家宪政的大部分学者都认为儒家宪政应该与现代社会的多元价值这一基本事实相融合，但在如何做到这一点方面，学者们不但观点各异，而且能够做出系统性论证的寥寥无几。白彤东和香港学者陈祖为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们都对儒家宪政应当如何与现代社会的多元价值相融合进行了理论建构，但其论证角度却相当不同。下文将分析他们的论证，从而揭示将儒家宪政用于当代政治建构所面临的困难。 　　白彤东致力于从“旧邦新命”的角度阐发儒家宪政，他认为我们一方面要忠实于儒学的思想传统，另一方面又要结合当下的历史情境，把儒学的传统恰当地表达出来，赋予它能够解决当下问题的“新命”。[9]基于此，白彤东构建了他称之为“孔氏中国”的儒家式宪政设计。 　　白彤东认为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制度存在着巨大的缺陷，需要由儒家的贤能政治来弥补。他将自由民主制的核心观念归结为以政治平等理念为基础、具体体现为一人一票制的普选制度[10]。在白彤东看来，普选制度的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