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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误解了“三纲”？ 　　（三）“三纲”始于汉儒还是先秦 　　李存山先生认为，董仲舒从阴阳之道说君臣、父子、夫妇之义，“这绝不是先秦儒家的观点，而是采纳黄老学派和法家之说”；“汉儒提出‘三纲’之说，正是吸收了黄老学派和法家的思想因素，而与‘汉承秦制’相契合”；至于“三纲”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不应归本于孔子‘作《春秋》’，而应从秦汉之际这一历史的‘大变局’来理解”。[76] 　　这是一种非常有代表性的观点。很多学者均从现实政治需要，特别是西汉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政权建立的现实需要出发，来论证“三纲”思想产生于西汉，主要通过董仲舒和《白虎通义》等得以确定。例如： 　　贺麟：“三纲说在西汉的时候才成立”是因为“中国真正成为大一统的国家，也自西汉开始。西汉既然有组织的伟大帝国，所以需要一个伟大的有组织的礼教，一个伟大的有组织的伦理系统以奠定基础；于是将五伦观念发挥为更严密更有力的三纲说，及以三纲说为核心的礼教。这样，儒教便应运而生了。”[77] 　　张岱年：“‘三纲’之说，始于汉代。先秦时代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都未讲‘三纲’……《韩非子》书的《忠孝》篇说：‘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此篇是否韩非所作，难以考定，但总是法家的作品。《忠孝》篇强调臣对君、子对父、妻对夫的片面义务，可以说是三纲观念的前驱。”[78] 　　韦政通：从心性、教化、君臣关系三方面论证，董仲舒是“在与专制相整合的强烈要求下”，抛弃了“先秦儒学最精要的部分”，把由人决定的事物改为由天来决定。他说“在这个意义上，董氏的儒学和先秦的儒学是对立的”，因而“儒家的真精神，遂亦葬送于此”。[79] 　　刘泽华先生等：“在先秦诸子与汉儒中，有许多人虽主张君主专制，但同时又把君主与社稷、国家分开，强调社稷之利高于君主。”但是到了汉代，先有董仲舒提倡“三纲”，而“《白虎通义》对三纲的论证可谓集汉儒之大成”。[80] 　　庞朴：“孔孟时代，三纲观念还不可能出现与存在”；“三纲”“是历史进入中央集权专制以后才确定下来的主要人际关系准则”。[81]白效咏论证了庞朴的观点，认为董仲舒提倡“三纲”“与当时不断完善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郡县制政体有关”。[82] 　　《中国文化百科》：本来儒家伦理“包含着一定的民主因素”；在先秦时期，虽然君臣、父子、君臣关系在儒家已经是一种不平等的等级关系，“但毕竟双方都有要求，双方都须承担一定的义务”，“但是到了汉代，封建政权已经确立，董仲舒为了适应封建统治者巩固和加强宗法统治和思想专制的需要，对儒家的伦理观进行了改造”，从而首次提出了“三纲”学说。[83] 　　按照上面这些说法，董仲舒的“三纲”思想不是和孔子的春秋思想更接近，而是和儒家坚决反对的法家之说更接近。然而，前面已经说明：董氏思想的实质在于“限制君权”（刘师培），或以道统驾御政统；如果董氏学说核心成份之一的“三纲”思想是服务于秦制，那是无论如何说不过去的。[84] 　　下面我们从若干方面反驳“三纲”源于汉儒之说。 　　1.古人如何看三纲与春秋经 　　首先，我们遇到的一个问题是：与现代学者以“三纲”为汉儒造作、与孔孟荀无关不同的是，汉以后历代儒家均不这样认为；相反，他们多认为孔子作《春秋》，正是为了确立“三纲”。我们也都知道，汉代首提“三纲”的董仲舒学宗公羊，董仲舒一生是以传《春秋》为务。难道他们都错了，只是近代以来才发现了如此千古大谜？过去两千多年来的儒家学者们都是胡说？如果“三纲”不是孔孟思想，为何后世儒家皆以为孔子作《春秋》，宗旨之一即是倡“三纲”？孔子倡明的《春秋》大义，与“三纲”原来真的不是一回事吗？ 　　下面是一组古人看“三纲”与《春秋》关系的资料： 　　[晋]杜元凯《春秋序》云：“发传之体有三，而为例之情有五。……推此五体，以寻经传，触类而长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伦之纪备矣。” 　　[唐]陆淳《春秋集解纂例》卷一载赵氏匡云：“问者曰：然则《春秋》救世之宗旨安在？答曰：在尊王室、正陵僭、举三纲、提五常、彰善瘅恶、不失纤芥，如斯而已。”（“赵氏损益义第五”） 　　[宋]胡安国《胡氏春秋传》卷五“桓公中”注云：“三纲军政之本，圣人寓军政于《春秋》而书法若此。” 　　[宋]王皙《春秋皇纲论》卷一“尊王上”有云：“圣人以王道衰微，赏罚无纪，贤能不用，罪恶不诛，故采旧史之文，裁以为经，岂有他哉？笃于三纲五常，明于义理之尽而已尔。” 　　[宋]朱熹《朱子语类》卷一百四“朱子一?自论为学功夫”论读《春秋》，曰：“得三纲五常不至废坠，足矣。” 　　[宋]孙觉《孙氏春秋经解》“自序”：“天下之乱不止，至于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天子不加诛，方伯不致讨，三纲五常扫地俱尽。孔子于是因鲁之史，以载天子之事，二帝三王之法于是乎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