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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先秦诸子语用观 　　摘要：儒家“正名”，道家“无名”和名家“控名”思想在论及“名”与“实”的关系中，都体现出对语言使用的敏感性关注，但出于不同立场和背景，三者呈现出不同的语用思维理路。先秦诸子对语言使用的研究表明，中国哲学自先秦便具有浓厚的语用倾向，对语用研究达到相当的广度和深度，对后世语言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正名 无名 控名 语用观 言语行为 　　引言 　　20世纪70年代，语用学建立标志着语言研究从追求普遍语法转入关注具体语言实践。语用学兴起的促成因素是格赖斯的合作原则和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与西方相比，中国的语用研究虽然未能建构一个严密完整的理论体系，但中国哲学自先秦以来对语言使用的智慧性思辨便不曾间断，甚至显现出更为浓厚的语用倾向。本文从共时视角，探讨先秦儒家“正名”，道家“无名”及名家“控名”理论所蕴涵的丰富语用思维，以期展现中国哲学传统文化构架下所孕育的独特而永恒的语用景观。 　　一、儒家“正名”的语用观 　　“正名”是儒家思想体系核心准则之一，通常被解释为“对名称的校正”。但这一解说不足以诠释孔子“正名”思想所蕴藏的深刻语言洞察。孔子“正名”思想背景是春秋战国时期。子路问政，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1]孔子并非在一般意义上讨论名实关系。“正名”思想包含着对语词（名）与世界（实）关系的深邃洞悉。 　　（一）言语乃实施行为。孔子认为，语言的功用包括描述事实和实施行为。合适的言论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依据语词所规定的意义来使用语言；二是言语可以作为产生适当关系的有效手段，是规范社会行为的工具。“正名”思想指出了语言能表达什么（名不正则言不顺），也指明语言具有成事的能力（言不顺则事不成）。这一将语言功用等同于实施行为的理念与奥斯汀言语行为理论思想――“语词是用来做事的”不谋而合。不同的是，奥斯汀是通过将语句（命题）划分为陈述句与施为句，显性施为句与隐性施为句的路径来达到这一要旨，而孔子是根据自身所处环境从经验角度来讨论语言这一本质。 　　（二）言语与行为关系。奥斯汀指出，一个语句（命题）同时具有三种行为：言内行为，言外行为和言后行为。言内行为指说出带意义的语词和语句本身这一行为；言外行为指说话者意欲通过该语句传递的含义；而言后行为则指该语句对听话者产生的事后效应。[2]孔子反复申明，言与行无法割裂。与奥斯汀主要关注言外行为，或者说言语的“行事语力”不同，孔子既强调说话者通过语句恰当表达了说话者意义，也重视语句事后效应（即语效）。在儒家思想中，言语主体间交际及其行为效应被赋予重要意义。得体有效的言语交际也被视为是在那个时代衡量君子的规范之一。 　　（三）言语行为“恰当性条件”。儒家“正名”思想还凸显了言语行为的社会性，指出“正名”乃人际意义生成和理解之路。但是如何做到有效交际呢？孔子认为，达到特定的交际目的需要满足言语行为的“恰当性条件”。这一系列条件包括说话者、语境和言语本身等因素。在说话者方面，孔子强调言语要针对不同的对象；此外，孔子认为说话者除了要坦诚有礼，还要注意观察恰当的时机、主题和选择适当的方式。而如果话语未经琢磨，时机不当，则不如不说。在语境方面，儒家认为，恰当的言语行为是依据不同的语境来灵活使用语言。对于语言本身，孔子强调使用规范和质朴达意。在言说的内容上，孔子还指出，好的语言要“文质彬彬”。 　　概言之，“正名”准则表明儒家已敏锐察觉到语言的行为属性，指明通往有效言语交际的路径。在论述言语行为的“恰当性条件”时，儒家还认识到，言语交际中听话一方的重要和复杂性，因此，在实施言语行为时，主张要对听话者的需要和期望作出反应（即言后行为），并将这一反应纳入意义的生成和考察。 　　二、道家“无名”的语用观 　　与儒家重视名实关系不同，道家的核心理论是“无名”。道家创始人老子指出，“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4]他认为，“道”是万物存在的始源，具有无穷潜在力和创造力，是恒久不变的。但是“道”无形无声，难以言说，因此也难以命名，因此，能“道”的“道”不是“常道”（恒道），能命名的“名”不是“常名”（恒名）。庄子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思想，认为“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5]老子和庄子基于对“道”的论述，提出了“无名”的论题，自成一派，形成了道家极富有特色的语言和语言使用思想。 　　（一）“言”“意”关系。庄子更进一步认为，既然“道”只能由“意”来把握，那么相对而言，“言”便是“糟粕”，主张“得鱼而忘荃”。庄子认为，语言文字本身并无价值，有价值的是语言文字表达的“意”，而“意”又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在他看来，语言文字是象征性符号，是人们领悟意的手段和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