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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观 　　[摘要]李大钊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主要传播者，而且也是在中国传播和诠释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主要代表。他在传播马克思主义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与中国教育实际相结合，探索和诠释了一系列教育基本问题，形成了他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观。今天，重温李大钊的教育观，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中国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李大钊；马克思主义教育观；中国化；重要意义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中国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探索中国教育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家。李大钊把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与中国教育实际相结合，大胆探索了中国教育的基本问题，揭示了教育的内在本质与规律，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教育与政治、经济的关系及其本质与作用 　　李大钊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出发，深刻阐述了教育与政治、经济的关系，揭示了教育的内在本质与规律，提出了教育对人与社会发展的作用等重要观点。 　　李大钊指出，按照马克思唯物史观，一切政治、法律、宗教、道德、教育等精神的东西，都属于上层建筑，是“表面的构造”，而经济则是这些“表面的构造”的基础，经济的变化发展决定着上层建筑的变化发展，经济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就容易解决。这就是说，“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1] 　　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等文章中，进一步论述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在李大钊看来，“经济的构造”是社会的基础构造，“经济现象的进路，是有不抗性的”，而社会的“表面构造”如法律、政治、伦理以及理想上、精神上的现象都是随着经济的“迁移变化”而变化发展的。[1]“人类社会一切精神的构造都是表层构造，只有物质的经济的构造是这些表层构造的基础构造。在物理上物质的分量和性质虽无增减变动，而在经济上物质的结合和位置则常常变动。物质既常有变动，精神的构造也就随着变动。所以思想、主义、哲学、宗教、道德、法制等等不能限制经济变化、物质变化，而物质和经济可以决定思想、主义、哲学、宗教、道德、法制等等。”[1] 　　教育作为上层建筑，不仅与政治等一样受到经济基础制约，而且教育还要受到政治制约。在李大钊看来，教育不能脱离政治，离开政治谈教育，那是一句空话。有人认为，教育与政治是两件事，“不用妥协”，不必相互“干预”。“从前蔡元培先生等即抱此种观念，决不干预政治，结果国立北京八校竟有停办的危机”。[2]其实不然，政治与教育密不可分，而且政治制约着教育，“须知政治不好，提倡教育是空谈”[2]。李大钊认为，“孔门伦理”，包括纲常、名教、道德、礼义等思想，之所以能支配中国人心有二千余年的缘故，不是他的学术本身具有绝大的权威，也不是永久不变的真理而配作中国人的“万世师表”，而是与中国长期以来未曾变动的农业经济组织相适应的产物，是建立在农业经济基础之上的“表层构造”即上层建筑。现在时代变了，“西洋的文明打进来了！”西洋的工业经济来压迫东洋的农业经济，“孔门伦理的基础就根本动摇了！”新经济必然会产生新思想、新文化、新教育。”[1] 　　在阶级社会里，教育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李大钊认为，孔子之道，是封建专制社会的产物，“孔子生于专制之社会，专制之时代，自不能不就当时之政治制度而立说，故其说确足以代表专制社会之道德，亦确足为专制君主所利用资以为护符也。历代君主，莫不尊之祀之，奉为先师，崇为至圣。而孔子云者，遂非复个人之名称，而为保护君主政治之偶像矣。”[3]这就是说，孔子的“三纲五常”和“四书五经”等学说，是那个时代的精华，代表封建社会的道德，符合它的阶级利益，自然成为统治者用来作为统治劳动人民的精神工具。 　　李大钊还认为，现代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政治、社会、产业、教育、文学等都是著有他的?色的，①现代资产阶级提出的所谓“平民政治”、平民教育都带有资本主义色彩――表面上的人民性，而实质上的虚伪性、欺骗性。资产阶级用“人民”的名义欺人，其平民政治，不是真正的平民政治，而是中产阶级的平民政治。李大钊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提出了现代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制度下的教育公平性思想，指出：现代民主主义精神，“无论他是什么种族、什么属性、什么阶级、什么地域，都能在政治上、社会上、经济上、教育上得一个均等的机会，去发展他们的个性，享有他们的权利”，[4]女子“享受与男子同等的教育的机会”，“生活上职业的要求，使妇女有教育的修养的必要。女子教育机会的扩张似乎比承认参政权还要紧。”[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