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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检察机关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角色转型 　　[摘要] 作为现代法治国家中检察机关的角色，学界和实务界一般都偏向“谦抑”的态度，即严格限制检察机关的权力范围，在社会领域中进行一定的自我抑制和约束。但近年来，随着社会利益分化断裂的加深，各类矛盾不断凸显，网络媒体时代对事件敏感度强化又将矛盾进一步扩散。检察机关如果继续保持谦抑，已经不适应当下的社会需求，为了适应社会的律动，在当下法治条件和背景下，检察机关作为社会的减压阀和调节阀，在社会管理创新中应该立足于检察权，围绕着检察职能，延伸监督检察职能，完成从谦抑到延展的角色转型，系统的推进社会管理创新。 　　社会管理创新是目前我国法治国家建设进程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2009年，周永康同志在全国政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提出，要“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2010年6月在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会议上强调，“把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摆到更加重要的位置”。[1]围绕着社会管理创新，法律理论界和实务界相继展开了专门的研究，并举办了多次关于社会管理创新理念支持和制度创新的研讨会，[2]形成了一系列颇具价值的研究成果，[3]为进一步促进社会管理创新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 　　一、问题的提出：角色转型的理论背景和社会需求 　　从学理上来看，社会管理创新这一概念是相对宽泛的，什么是社会管理创新？陈俊在《社会管理创新与立法执法的完善》一文中对社会管理创新的内涵作出了相对详实的梳理。在他看来，社会管理创新不仅仅是一个概念，更是一个主题。社会管理是指在党的领导下，在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下，各级政府和各类社会组织各司其职，规范社会行为、协调社会关系，对社会观点、社会制度、社会生活、社会事业等社会管理诸要素进行组织、控制、协调、服务，促进社会发展的活动和过程。社会管理创新，可以理解为上述社会管理活动和过程中的各种创新活动及其目标价值追求，包括观点创新、制度创新、以人为本、服务为先等理念及价值目标的追求和实现。[4]从陈俊对社会管理概念的界定来看，社会管理可以由多种方式来实现，学界目前也对此提出了诸多创新模式：刘旺洪教授认为应该按照社会管理法治化要求，不断完善社会管理法律法规，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管理法律制度体系；[5]也有学者认为应该借鉴美国经验，实行多中心治理的公共治理模式；[6]李龙教授则提出了构建“自治民主”，主要包括工会妇联等人民团体的自治民主、大学医院等事业单位的自治民主、基层群众组织和民间学术团体的自治民主。[7]无论是多中心治理还是自治民主的构建，笔者认为无一不是在社会管理创新这一系统工程中，强调社会组织力量的发育以规范公权力的行使，制约公权力，形成对公权力的全面监督。固然，强调社会领域是我国当下“强政府强社会”互动模式建设中不可或缺的环节。但同样不可忽视的是，社会管理创新作为一个系统工程，在强调社会力量发育来“限权”的同时，还必须做到“保权”，保权就是保障公权力的正确行使，只有公权力正确行使了也才能最终到达法治国家的目标。 　　具体到检察权上，根据宪法的文本解释上，我国宪法第一百二十九条和一百三十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的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可见，法律监督权是检察权的本质属性，人民检察院是专司法律监督职能的国家机关，检察机关具备法律规定的专门监督手段。[1]根据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等法律的规定，检察机关的监督手段又主要包括对职务犯罪进行立案侦查、批准逮捕、提起公诉，对公安机关的立案侦查活动实施监督、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提出抗诉等。这些手段是其他任何国家机关所不具有的，也是保障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行使必须的、专门的手段。检察权因为宪法所赋予的权力性质，在国家公权体系中扮演着独特的角色。但作为公权的一种，检察亦具备着国家公权的基本属性，“凡是任何国家权力都具有被滥用和自我扩张的属性。”为了防止“国家公权力失去权力救济的本性，变成侵犯和牺牲公民权益的手段”，权力的行使就必须体现出谦抑的原则。[2]因此，对于检察机关在现代法治国家中的角色，学界和实务界一般都偏向“谦抑”的态度，[3]即严格限制检察机关的权力范围，在社会领域中进行一定的自我抑制和约束。但近年来，随着社会利益分化断裂的加深，各类群体性事件，暴力维权和上访事件，尤其是因为土地征收、房屋拆迁、环境污染等因素造成的各类矛盾不断凸显，网络媒体时代对事件敏感度强化又将矛盾扩散。如何有效化解各类社会矛盾，预防和避免各类群体性事件和暴力抗法的发生，维护社会的稳定，就成为当下我国各级政府、司法机关面对的头等大事，也是社会管理创新这一主题推出的时代和社会需求。 　　如果检察机关再一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