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先达：我的治学之路【2013 Marxism Study Reference】.docVIP

陈先达：我的治学之路 　　陈先达，1930年生，江西鄱阳人。195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1956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班。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主任、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北京市哲学学会会长。现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哲学评审组组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教育部人文哲学社会科学教学指导委员会顾问、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名誉会长、北京市社科联顾问等职。著有《陈先达文集》（6卷）、《陈先达哲学随笔》（4卷）、《走向历史的深处——马克思的历史观研究》、《处于夹缝中的哲学——走向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等。著作和论文曾多次获“五个一工程”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特等奖、吴玉章著作奖等。 　　我的家乡是江西鄱阳，位于鄱阳湖滨。知道鄱阳的人不多，可鄱阳湖无人不知。高中毕业以前，我没有走出过鄱阳镇。1950年，我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班学习哲学。1956年毕业后留人大哲学系任教。1964年调入人大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所工作。1987年又回到人大哲学系任系主任。两届期满，至今仍在人大哲学系任教。 　　我虽说是1956年开始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与研究的，实际上到粉碎“四人帮”时为止，差不多有20多年是学术空白期。真正安下心来做点学问，是从80年代初开始的。1981年，我在《哲学研究》第8期发表《评费尔巴哈在马克思早期思想中的地位和作用》，对当时流行的用抽象人道主义解读马克思的观点提出了异议。1982年，在《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发表了《马克思异化理论的两次转折》，提出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经历了“从异化到异化劳动”、“从个体与类的矛盾到发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冲突”两次转折的看法，对马克思的异化思想作了具体的历史的考察。1984年，在《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发表了《评西方马克思学的“新发现”》，对西方马克思学种种曲解马克思异化的观点进行了反驳。 　　这三篇文章都涉及如何对待人道主义的问题。在我看来，“文革”十年中某些惨无人道的不法行为应该批判，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应该肯定，但抽象人道主义决不是心灵疗伤的良药，不能作为总结“文革”十年教训的哲学指导。我们应该发扬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反对抽象人道主义，用唯物主义历史观对“文革”十年进行反思。 　　1987年，我出版了专著《走向历史的深处——马克思的历史观研究》。这部著作突破了1983年我与靳辉明合著的《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的范围，对马克思的历史观进行了系统、完整的探讨。我把这部研究马克思历史观的著作题名为“走向历史深处”是有感而发的。一些学者把文化心理结构、自我意识结构或人的主体性作为历史的深层结构，实际上有可能从不同的途径退回到唯心主义历史观。《走向历史的深处》着重探讨的是马克思如何发现历史规律的，在我看来，历史规律就是历史的深处。1990年，我和我的学生共同完成出版了《被肢解的马克思》。这部著作我酝酿了很长一段时间，是一部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并对当代西方各种企图肢解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了批判性的考察。 　　除了哲学专著外，我更多是写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方面的论文。我的论文水平不高，但我自觉地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放在首位。对我来说，马克思主义是专业、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员是职业，更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是我的信仰。我力求把专业、职业、信仰这三者结合在一起。我没有完全做到，但我力求这样做。有的人认为，搞马克思主义没有学问，也不需要学问。我很奇怪，什么叫学问？马克思在世的时候，恩格斯就说过：马克思主义越来越迅速地为人们所接受，它已远远越出欧洲范围，在一切有无产者和无畏的理论家的国家里，都受到了重视和拥护。当代更不用说了。马克思被选为千年最伟大的思想家，世界性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会议经常举行；全世界发行最多的书仍然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全世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和左派学者远比研究任何一个学派的人要多得多。马克思主义对一个半世纪以来世界格局的变化发生了实际影响和巨大作用。研究这样一种影响世界，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学说不算学问，没有学问，岂不怪哉！ 　　我坚信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我读的东西不多，但就我接触过的书本而言，我深感没有任何一种学说像马克思主义那样，能使我们对当今世界问题的观察“心明眼亮”。无论是对苏东社会主义解体教训的总结，还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观察，无论是对当今世界金融危机本质的分析，还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60年经验的总结，如果摒弃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往往不得要领，甚至是一大堆废话和谎言。 　　我们既然有幸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就应该把它看成一种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马克思曾把科学研究称之为“地狱”的入口，在我看来，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必须具备这种精神。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