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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主义的政治理论4行政论文范文大全 共和主义的政治理论 再分配与无支配的自由 一旦我们注意到共和主义的自由理想和无干涉的自由各自与再分配的联系之间的差异，我们就会认识到这种自由理想的意义。我们已经看到，最大可能地平等分配无干涉的自由这一计划在两个方面与再分配都是对立的：首先，它引入了一个不利于再分配的前提，即它将举证的责任加诸那些支持再分配的人；其次，它使得任何支持再分配的论证都不得不成为或然的（probabilistic），这就使之非常容易受到反驳。我希望能够证明，最大可能地增加无支配的自由这一理想在这两个方面都不同于与无干涉自由相关的理想。 无干涉的自由之所以会引入一个反对再分配的前提，就是因为再分配本身就是一种不好的干涉。而无支配的自由就不会带来相应的论据，因为再分配的措施可以在一种公平的法治中实施，这样的话，它们本身就不至于带来任何形式的支配。我认为关于分配正义的讨论所设想的大多数再分配措施都可以在公平的法治下实施，这就意味着无支配的自由不会像无干涉的自由那样，引入任何反对再分配的前提。如果再分配的措施能够促进无支配，那么它们指向的善就不会与生产过程中的善发生抵触，生产过程本身也就不会成为一种支配。 当然，生产过程本身并不是全然无辜的，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任何法治（自然也包括涉及再分配的法治）都会取消某些选择或增加选择的成本。但是，这种限制选择的方式，这种构成人们享有无支配自由之条件的方式根本不会危及他们的这种自由。如果它能够成功地降低穷人、病人或弱者的自由受到威胁的程度，那么，为人们的自由提供条件的成本一般来说是完全值得支付的。 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公平法治之下的再分配在共和主义的分类表上被认为是自由的一种调节形式，就如同像贫穷、残疾、疾病或其他自然因素所带来的调节形式一样。再分配不可避免地会改变某些对自由产生调节性影响的因素，并且它本身不会支配任何人，它本身不会危及任何人的无支配自由。如果改进与自由相关的因素本身能够提高社会中平等自由的程度，那么，主张再分配就很少或者根本不会出现什么问题，我们没有理由提出一个前提来反对它。 需要强调的是，这一论证只有在如下前提下才能成立，即再分配是在一种公平的法治之下进行的；而且，即使对于由国家实施的某种有限的再分配，这一前提也仍然有效。假如得到认可的再分配需要国家的代理人（individual agents of the state）运用其不受限制的判断力，比如说，需要对转移财富做出判断；假如再分配是如此广泛、如此频繁，以致于人们很难确定自己在国家中的位置，在诸如此类的假设之下，再分配的前景在一个共和主义者看来是没有多大吸引力的。 共和主义的思想传统总是将国家置于严格的审查之中，因为它害怕国家的权威会变成或者支持任意的权力。论证无支配的自由理想并不敌视再分配，尤其不像无干涉的自由那样敌视再分配，并不是要拒绝这一传统。我认为，如果我们珍惜无支配的自由，那么我们将不得不保持警惕，以避免国家沦为某种类型的权力；我们将不得不小心谨慎，以使之服从于一切宪法的和其他的约束。我的观点仅仅在于，倘若国家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这也许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限制性条件，那么，就没有足够的理由来反对它通过再分配的措施以促进反权力（antipower）。xliii 关于无干涉平等化对于再分配的意义，我们注意到的第二个问题是，再分配的措施能否增加人们的无干涉自由，这仍然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难题。或许我们可以干预雇主以确保他们无法通过某些方式干预其雇员，或许我们可以干预丈夫以确保他们无法通过某些方式干预其妻子；但是，在考虑实施干涉之前，我们必须说服自己，存在极大的可能可以极大地减少雇主和丈夫的干涉。这一想法足以让无干涉自由理想的支持者对要不然自己可能觉得非常合适的再分配计划产生犹豫。 同反对再分配的前提问题一样，反权力的自由理想亦即无支配的自由理想可以产生迥然不同的效果。假如一个雇主有能力通过某些手段任意地干预其雇员的事务，比如，就业是如此紧张，被解雇的前景是如此黯淡，以致于雇主可以擅自改变既定的工作条件，恶化雇员的生活，甚或无所顾忌地非法干涉其事务。假如现在我们打算引进一种失业救济体系，或者制定一项健康与安全规定，或者建立一套劳资纠纷的仲裁机制，那么就可以极大地改善雇员的生活。在我们确认这样一种再分配制度的好处之前，我们难道非要进行一系列概率计算吗？ 假如这种制度与一种公平的法治是相容的，而且它本身没有带来一种不受制约的支配来源——只要它不会导致任何支配性的副作用，那么这种计算显然就是不必要的。因为合理的失业救济的存在必然会减少雇员忍受雇主任意干涉的可能性；出于同样的理由，雇主也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