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当然是不该这样糟蹋的——也谈孟子中与舜的腐败案例.docVIP

孟子当然是不该这样糟蹋的——也谈孟子中与舜的腐败案例... 《孟子》当然是不该这样糟蹋的——也谈《孟子》中与舜的腐败案例相关的几个文本问题 我近年连续发表文章，分析孔孟儒学存在的深度悖论，并将《孟子》中记述的舜“窃负而逃”和“封之有痺”两个案例判为腐败，“引起学界强烈反弹”。这种“强烈反弹”的例证之一就是：杨泽波先生近来又在“《孟子》，是不该这样糟蹋的”一文中，批评我对《孟子》文本的理解“存在很大问题”。 这里我想做一些简单的回应，以证明“存在很大问题”的，倒是身为孟子研究专家的杨先生自己对《孟子》文本的理解。 一、仁者爱人不等于将爱普泛性地指向任何一个人吗？ 我近期在一些文章中指出：孔孟一方面提倡普遍性的仁爱，另一方面又把父慈子孝视为至高无上的惟一本根，结果陷入了凭借特殊性血缘亲情否定普遍性仁爱理想的深度悖论。为了根本否认孔孟儒学中存在我所说的这种深度悖论，杨先生明确指出：“仁者爱人不等于将爱普泛性地指向任何一个人”，“所谓‘普遍性的仁爱’并不是儒家的崇高理想。”[1—P76-77] 就像皮介行先生在与我“谈”儒家凭借私德压抑公德的问题时否认公德与私德有任何分别一样，杨先生的这种批评也可以说是“釜底抽薪”的致命一击：如果孔孟真像他说的那样只是旨在“恢复周代的礼乐之制”、“并不是主张人与人之间普遍相爱”，那么，我揭示的孔孟儒学内在包含的“孝”与“仁”的深度悖论当然也就根本不存在了，而杨先生以及以他为主要代表之一的对我“强烈反弹”的“学界”，当然也就可以因为要说的话都已说完的缘故，大获全胜、收兵回营了。不过，我不知道杨先生是否意识到：如果孔孟儒学真像他所说的那样从不追求普遍仁爱的崇高理想，而仅仅满足于在“亲亲而尊尊”中从“孝父”扩展到“忠君”，它岂不是就沦为一种只是维护宗法血亲礼制的陈旧学说，甚至沦为一种对于君臣父子之外的其他普通人漠不关心、麻木不仁的狭隘观念？杨先生这样否认孔孟儒学有普遍仁爱的崇高理想，到底是在为孔孟儒学辩护、使其摆脱深度悖论呢，还是在糟蹋孔孟儒学、把它往火坑里推？我虽然揭示并且严厉批判孔孟儒学内在包含的深度悖论，但我始终认为（在这方面，我与五四以来对儒学的一些批判有所不同），孔孟提倡普遍仁爱的崇高理想，并非有意的造作欺骗，而是出自他们的真诚信念，并构成了他们学说中最有价值的一种观念，今天也应该大力弘扬。坦率地说，假如孔孟儒学只是旨在“恢复周代的礼乐之制”、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根本不主张人与人普遍相爱，我会认为它早已被抛入历史的垃圾堆，在现代化的中国根本没有什么价值，既不会费心对其展开批判，更不会劳神提出“后儒家”的构想。 那么，孔孟是不是竭力追求普遍仁爱的崇高理想呢？我认为答案是毋庸置疑的。暂且撇开下面要分析的孟子推恩说和恻隐说不谈，众所周知，孔孟都有大量要求人们从血缘亲情出发、实现普遍仁爱的观念，如“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仁者无不爱也”（《孟子·尽心上》）、“亲亲而仁民”（《孟子·尽心上》）等。如此白纸黑字的文本证据，在我看来是杨先生绞尽脑汁采用任何方法都不可能予以否认或糟蹋的。 但是，杨先生还是要不遗余力地拼命否认或严重糟蹋孔孟追求普遍仁爱的崇高理想。首先，他明确宣称：“‘泛爱众’并不是主张人与人之间普遍相爱，而只是说人要有爱心，要广泛地爱大众。”[1-P76]针对这段话，我想请教杨先生的是：在“人与人普遍相爱”与“广泛地爱大众”之间，究竟有些什么样的天壤之别，以致我们必须认为它们的意思根本不同？是不是非要成为杨先生那样的孟子研究专家，才有可能分辨清楚其中的微妙差异？联想到杨先生在另一篇文章中曾经暗示：“窃负而逃”、“父子相隐”与“过失杀人”、“强奸未遂”之间没有多大区别，“成就内圣外王的儒家美德”与“可以减免刑罚——或曰不按寻常论罪——的违法犯罪”甚至可以说是“不谋而合”， 他在这里竭力要在“普遍性的仁爱”与“广泛地爱大众”之间挖出一条不可逾越的超级鸿沟，就更加令人奇怪了：为什么他的独到眼光有时候能够在“有即是无”中把泰山看成秋毫，有时候又能在“无中生有”中把秋毫看成泰山？ 其次，杨先生又指出： 刘先生在这里明显混淆了两个不同的问题，一个是“爱心的普遍性”，一个是“普遍性的仁爱”。“爱心的普遍性”是说每个人都有爱人之心，都有恻隐之心，这是普遍的。“普遍性的仁爱”则是肯定“一视同仁的普遍性原则”，将爱“普泛性地指向任何一个人”。[1-P77] 针对这段话，我想请教杨先生的是：在“爱心的普遍性”与“普遍性的仁爱”之间，究竟又有什么样的天壤之别，以致我们必须认为它们的意思根本不同，以致我们应该大力肯定“爱心的普遍性”、坚决否定“普遍性的仁爱”？诚然，除了推恩说和恻隐说之外，孔孟在一系列命题中强调的“仁爱”大都不是一视同仁的平等博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