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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传播中大众传媒的伦理责任 摘要：随着现代传媒技术的发展和媒体覆盖率的提高，大众传媒越来越成为公共管理中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发挥媒体的积极作用并避免其消极影响，除了政府的引导外，媒体伦理是一个重要的内在因素。社会的良性发展中要求大众传媒严于自律，恪守道德，处理好社会利益与自身利益之间的关系，勇于担负起对社会、对公众的责任和使命，将自身的发展同社会的发展有机地融为一体。 关键词：大众传媒 伦理 社会责任 2014年3月31日凌晨，著名演员文章登出婚外情道歉声明。在《南方都市报》将其出轨亲密照片传播得沸沸扬扬之后，这位29岁的演员承认自己与女演员姚笛的婚外情，女方曾与文章合作过中国热播电视剧《裸婚时代》。文章与同为演员的妻子马伊琍结婚已有六个年头，并且二女儿2014年刚刚诞生。随后马伊琍在新浪微博回应文章，称：“恋爱虽易，婚姻不易，且行且珍惜”。“文章出轨”很快被顶上微博头条，一直被人热议。有的网友甚至开玩笑说，“文章一出轨，就把马航给救了，没人再要求事情真相，连地震海啸都没整过文章出轨……” 本来应该关注、谈论与公众切身利益相关的公共事件、公共问题的媒体，因热衷于披露明星隐私、炒作明星绯闻而远离了真正的公共性问题。私人领域的公共化，其结果不仅是侵犯了私人利益，同时也毒化了公共领域，而且使私人问题伪公共化，使公共领域徒有“公共性”之名而没有公共性之实。比较一下马航事件和文章出轨事件就可以发现大众传媒在公共性的建构方面的巨大作用，同时也暴露了大众传媒的责任和伦理的重要性。 一、大众传媒在公共性的建构或者遮蔽方面的重要作用 所谓“公共性”有两个基本含义，一是指通过进入公共场合、公共空间而获得的可见性、公开性、透明性（公共性A），与此相对，私人性则是处于隐蔽状态的、不公开的、不透明的；二是与公共利益的价值关联，这个意义上的公共事件就是与公众利益相关的事件，这个意义上的公共物品就是属于公众所有的物品（公共性B）。比如一个人拿自己合法挣得钱去赌博，即使输得精光，这也是他的私人事务，和公众利益无关，我们可以说他的道德境界不高，但是却不能说他侵犯了公共利益；但是如果他拿社保基金、拿国家的钱去赌博，那么无论他赌赢了还是赌输了，都是对于公共利益的侵犯，因为这个钱是属于公众的。 大众传播的作用之所以至关重要，是因为在我们所生活的当今社会，不借助大众传播，任何一个人或者事件，不管它（他）和公众利益是否相关，都不能获得可见性（公共性A），大众传媒垄断了可见性的垄断权。大众传播既可以让一个本来没有公共意义（公共性B）的事件获得可见性（公共性A），成为“伪公共事件”（即不具备实质意义上的公共价值，只是在数量的意义上广为传播），也可以使本来具有公共意义的事件处于隐蔽的、无人知晓的状态，无法获得可见性和透明性，也就是无法成为实际上的公共事件。 在大众传媒时代，某个事件或某个个体的可见性（公共性A）不再与一种“共享的物质场所”相关，它可以通过大众传媒的传播被大量不在现场的人所了解，因而获得了一种新的、可称之为“传媒化的公共性”，这种公共性常常独立于、不借助于公众的直接在场。汤普森说：“随着大众传播的发展，事件或人们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公共性（可见性）不再直接与对共同场所的分享相联系，因此事件或个人能够获得一种公共性。这种公共性不受他们能被许多人直接看到或听到的限制。”公共性已经变得越来越与由大众传播技术创造的新可见性（公共性）类型与新的公共领域类型相关，它是没有空间限度的，它能够被无限多的、可能是处于私人化背景（如家庭）中的个体所感知和经验。大众传播的发展创造了新的公共性类型，并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经验公共生活、参与公共领域的条件。今天的公共事件几乎只能表现为传媒化的公共事件。 但是，这样一种媒介化的公共性既可能是实质意义上的公共性（公共性A和公共性B的统一）。在这种情况下，大众传播对于公共性所起的就是正面的作用，因为通过大众传媒传递，大量远隔时空的人也能够了解本来难以理解的公共事件，并因此而获得了大大扩展了的公共性（今天，海湾战争等公共事件已经成为全球性公共事件，在前大众传播时代这是不可思议的），它变得更加公开化并面向大量的接受者──虽然这些接受者并不在现场，也不曾目击事件的原始发生。由于传媒的力量，今天的一个专制暴君在本国实施的违背人权的行为，很可能通过媒体而成为全球性的公共事件，并因此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但媒介化的公共性也可能只有纯粹数量意义上的公共性而没有实质意义上的公共性（只有公共性A，而没有公共性B）。这类事件就是所谓“媒介化私人事件”：原先发生在私人领域、具有隐秘性、和公众利益没有联系的事件，通过大众传播的报道、炒作与传播而获得了公开性（公共性A）。后一种情况最经常地发生在各类明星身上。他们既深受其益，也深受其害。 二、文章出轨事件暴露出媒体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