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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付债务：如何改革全球金融体制 对付债务：如何改革全球金融体制 　　有人或许认为全球金融体制将会把资金从那些资金充裕的富国转移至资金困乏的穷国，同时，将穷国风险转移至最有能力承担风险的富国。一个有效的全球金融体制应向急需资金的国家及时提供资金，从而促进全球经济稳定。一个有效的全球金融体制应通过有序的破产程序，将赋予那些不能清偿债务的国家一个全新的开始。 　　目前的全球金融体制完全不是这回事，因此，国际金融危机或濒临危机已成了定期发生的事件。问题并不是会不会出现新危机而是危机何时发生。墨西哥、韩国、印尼、泰国、俄罗斯、巴西、阿根廷和土耳其都经受了重大危机或濒临危机，致使过去8年中全球平均每年都会发生一场危机。据一些人的估计，在过去35年里，一共发生了100次危机，这似乎非常清楚地表明：确保全球金融体制稳定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稳定国际资金流动的使命已遭受重挫，可以说，它们反而让情况变得更为糟糕了。 　　与此同时，与把资金从富国引入穷国的做法相反，全球金融体制允许美国成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借款国，每月吸收约400亿美元资金，为不断下降的投资和储蓄与数千年贸易赤字背景下的消费潮(贸易赤字已接近于国内生产总值的5％)提供资金。 　　90年代初的观察家对发达国家私人资金大量流向发展中国家大加赞赏，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资金规模一度超过3000亿美元，他们认为这预示着私人部门取代公共援助这样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但这是在夸海口。即使在那时也很清楚，这些资金中的大多数流向了少数国家，主要是中国，实际上，资金根本没流向那些最需要资金的国家，如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 　　资金也根本没有被用于像医疗保健、教育与环境这类急需资金的部门。通过提供尽可能廉价的资源这种方式，发展中国家吸引外国企业来榨取其自然资源，然而，在吸引将会创造新工作的投资项目方面却极不成功。依旧糟糕的是，许多资金都属于投机性的，是热钱。顺利时，它们流入，一旦发现不乐观苗头，它们就立即逃得无影无踪。虽然在资金开始流入时，这些国家的增长速度确实较快，但当资金流出时，随即造成的损失要多于流入时所带来的收益。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向发展中国家承诺说，向那些短期投机资本开放市场会带来更大稳定。有压倒性的证据显示，这种资本市场自由化使发展中国家面临着超越其经济能力的高风险，同时却并未提高其经济增长速度。在克林顿执政时期，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多次向美国财政部提及这一点，但并未受到重视。 　　但是，即使外国银行并未从急需资金的发展中国家抽取资金，它们也在迫使这些国家承受利率与汇率波动的大多数压力。利率与汇率的波动一再加剧危机，使得债务水平超出了有关国家的偿还能力。想清偿债务的发展中国家虽然削减了其本已很少的教育和医疗保健费用开支，但是其结果却常常毫无成效，最后，它们被迫拖欠借款，80年代初，拉美就曾出现过这种情况。当时，美国联邦储备局史无前例的高利率水平一下子使得这些国家债务难以承受。拉美问题不是由它们自身政策的变化，而是由美国政策的变化导致的，然而，拉美各国政府却被要求去承受这些代价。由于没有一个足够健全的国际破产程序，这些国家苦苦挣扎，丧失了增长的10年，得到的却是贫困和失业。 　　全球市场失败 　　在这些系统市场失败背后的是诸多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是各种国际经济机构责任之所在。不幸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如此忙于宣扬市场的各种奇迹，倡导其市场原教旨主义，即市场能被用于解决几乎所有问题，以致它根本无暇解决市场失败。凯恩斯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理论教父，当时，他对大萧条时期出现大规模失业忧心忡忡。凯恩斯深知，当一些国家面临衰退时，货币政策往往不足以将经济恢复到实现充分就业的程度。最近两年，美国也目睹了此种现象。虽然凯恩斯认为各国政府应增加开支(或减税)，但他同时意识到，由于资本市场的不完备，一些国家难有机会获得急需资金为诸如扩张性财政这类政策融资。因为一国发生之事会对邻国产生影响，一国衰退可能导致其他国家衰退，所以，良好的宏观管理成为全球性的一大问题，这就有必要建立一个对面临衰退的国家提供资金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正如我在《全球化及其不满者》一书中所解释的，要是凯恩斯看到其所倡导的机构所做的一切，他肯定会在坟墓中翻过身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是使发展中国家有能力推行扩张性财政政策以解决经济危机，反而迫使这些国家推行紧缩政策，结果只会加剧经济衰退的程度，经济机构早就预测到这一点，而东亚与阿根廷的例子则证实了这些预测。而在2001年衰退时，美国民主共和两党都赞同经济刺激的必要性，当然，美国能够轻易借到资金为这些必要刺激融资，但恰好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被认为可以提供这些必要资金。 　　存在着其他一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没有处理的市场失败，诸如与导致穷国承担汇率和利率波动这种压力风险相联系的市场失败。虽然有各种解决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