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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税负担与弹性研究报告 合理确定税负水平，科学制定财税政策，增强税收调控经济的能力，对保证政府财政收入，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当前社会各界关注的一个重要税收指标。 税收负担是指宏观税负，是用一定时期内各类税收收入占国内（或地区）生产总值(GDP）的比值。反映了社会各类经济主体总体上所承受税收负担的大小，也反映了国家与企业、个人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是确定税制科学与否的核心问题之一。税负水平过低会影响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税负水平过高会影响经济增长。而作为税收对经济增长反应程度的体现，税收弹性系数指标也一直为宏观经济和税收研究的各个方面所关注。税收弹性是对税收负担概念的拓展，反映一个国家税收调节能力的大小，也可反映社会各类经济主体对税收变动的适应能力。目前税收弹性与税收负担已成为用于宏观税收分析的主要指标。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弹性是指用一个变量变动的百分比相应于另一变量变动的百分比来反映变量之间变动敏感程度的指标。弹性的大小可用弹性系数来衡量。税收弹性，即税收弹性系数，是指税收收入的相对变化量与国内生产总值相对变化量的比值。税收弹性可以分为三个区间来分析：当税收弹性＜1时，表示税收收入增长低于经济的增长；当税收弹性＝1时，表示税收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当税收弹性＞1时，表示税收收入增长高于经济的增长。按照经济理论，税收增长比例应与经济增长比例同步，即税收弹性系数为1的时候，是比较完美和协调的增长形势。税收弹性系数的合理区间是0.8-1.2。 一、全市税负和税收弹性的对比分析 自年以来，市经济和税收均保持了较快增长。市年实现GDP101.74亿元，年达到501.07亿元，平均增长速度为18.61%。地税收入由年的5.6181亿元迅速增长到年的25.244亿元（含四个园区），平均增速为18.86%。由于税收增长略高于GDP增长，带动市税负水平持续上升。年税收负担率为5.52％，经6年波动出现小幅回落，下降至年3.91%的低点后，自年逐年回升。年负增长很大程度上跟国家调整两个所得税的分享政策密切相关。 地税历年税负水平变化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年至年，税收负担率指标一直在5%以上运行，分别为5.52%和5.30%。第二阶段是年至年，为低税负时期，分别为4.34%、4.18%、4.11%、4.16%和3.91%。第三个阶段是年至年，地税的税收负担率指标在4%以上，分别为4.18%、4.41%和5.04%。 从全市税收弹性看，10年中，有3个年份的弹性系数基本保持在合理区间之内，分别是年0.78、年0.90和年1.08。年、年和年4个年份的弹性系数低于合理区间，分别为0.70、-0.20和0.64。4个年份的税收弹性高出合理区间，分别是年1.61、年1.36、年1.26和年2.47。指标高低转换与政府政策调整影响紧密相关。年是国家调整所得税分享政策的基数年，随后的年和年出现了低弹性。年、年趋于合理。年由于政府提出同比增长21.5%以上的高增长目标（同年GDP增长为17.3%），随即出现了1.36的高弹性。因此，人为地制定过高或过低的收入目标和政策调整会对税收弹性指标产生较大影响。 年以来地税部门税收弹性的平均值为1.01，表明经济和地税收入均保持了快速的增长态势，且地税收入增长快于地方经济增长，说明地税部门在强化征管，防止税收流失等方面做了大量扎实有效的工作，成效显著。但长时间的弹性过高，也给地税部门持续实现高幅增长带来沉重压力。 二、与全省地税税负和税收弹性的对比分析 年以来全省地税税负水平总体保持了增长态势，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年至年，税负分别为3.61%、3.79%、3.25%、3.32%、3.22%、3.59%和3.78%，为低税负时期。第二个阶段是年至年，分别为4.34%、4.40%，税负在4%以上5%以下，为中税负时期。第三个阶段是年，税负水平为5.26%，为相对较高税负时期。 与全省地税税负水平变动趋势相比，地税税负在年至年间基本全省。但自年开始全省税负高速增长的时期，地税税负没有出现以往高于全省增长的趋势，与总体走势发生了背离。主要原因是主体规模税源的逐步萎缩造成的。一是钢铁、铝业等区域重点行业税源受政策、金融危机、市场竞争等因素影响税收增幅下降。二是后续税源极度匮乏，没有新增的大型、特大型税源企业弥补税源缺口，导致二产税源锐减。 年以来10年间，全省税收弹性有3年处于合理区间，分别是年1.18、年0.82、年1.05；有6年高于合理区间，分别是年1.60、年1.40、年1.77、年1.36、年1.96和年4.41%；仅年低于合理区间，为-0.21。全市地税税收弹性有3个年份的弹性系数基本保持在合理区间之内，分别是年0.78、年0.90和年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