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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教士的活动看鸦片战争及其危害 由于康乾年间的中西礼仪之争，清政府实行了禁教政策。鸦片战争爆发前来中国的西方传教士不敢公开传教，第一个来华的英国基督教传教士马礼逊只好以东印度公司职员的身份在中国活动。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一些欧美传教士积极参与了鸦片战争，并协助英国侵略者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德国传教士郭士立（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就充当了这样的急先锋。 郭士立，又译为郭实腊，1803年出生于普鲁士的波美拉尼亚省。由于家庭贫穷，他早年辍学当了一名马具学徒工。当普鲁士国王前来视察时，他借机向国王献上了一首拙劣的诗，表达自己想成为海外传教士的强烈愿望。国王遂传旨命他学习阿拉伯文和土耳其文，准备将来派其去君士坦丁堡，参加普鲁士使馆的工作。但郭士立并未遵从国王的旨意，而是选择了献身宗教事业的道路，前往荷兰进入鹿特丹神学院学习。1826年，郭士立从神学院毕业后被派到东方荷属东印度群岛传教。 郭士立来到东印度群岛后，通过对东方世界的了解，对深入中国内地传教产生了浓厚兴趣。他除了努力学习中国语言文字外，还给自己取了一个中国名字“士立”，并归宗于来自福建同安的郭姓家族，还经常去码头寻访来自中国的商船水手，恳请带他到中国东南沿海去。1831年6月3日，有一位来曼谷做生意的福建商人答应带他去天津。郭士立搭乘的这艘中国商船从暹罗出发，沿中国海岸线北上，于9月底到达天津港口。他沿途散发宗教传单，运用有限的医学知识和药品为下层群众免费看病、送药，了解中国沿海的政治经济，并借机向中国人传教。他在船上经常自言自语道：“我心中长久以来就怀有这样的坚定信念，即在当今的日子里，上帝的荣光一定要在中国显现，龙要被废止，在这个辽阔的帝国里，基督将成为唯一的王和崇拜的对象。”[1]同年12月13日，郭士立折返广东，在澳门上岸后受到了马礼逊等基督教传教士的热烈欢迎和热情接待。 郭士立的首次中国沿海航行引起了西方人士的普遍关注，在澳门的英、美等国商人纷纷向他咨询中国沿海各口岸的情况和航路。东印度公司的大班马治平请他再次出发作详细的侦察，并指派该公司的高级职员林德赛（化名胡夏米）与他一道进行“一次试验性的商业航行”，要求他“查明这个帝国北方能逐步地最适应于向英国商品开放的口岸，究竟可以到达多远，中国人和地方政府的意见，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有利于英国。”[2]1832年2月7日，郭士立一行乘坐“阿美士德号”商船从澳门出发，一路上探测航道、测绘海域图，并对各个港口的防务、商业等进行刺探。6月20日，他们到达上海。随后，他们不顾清政府的禁令，用19天的时间搜集了大量的军事、经济情报。郭士立发现，苏、淞、浙是中国的商业要地，上海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广州，这使他感到必须想方设法渗入这一地区，才符合西方人的利益。这次侦察，他们用了7个月，到同年9月5日才回到澳门。不久，林德赛就向英国政府建议对中国发动战争，而且提出了具体的作战方案和所需的兵力及时间、路线等。 郭士立回到澳门后，许多鸦片贩子都争着请他带路到中国沿海去推销鸦片。大鸦片贩子查顿以最优厚的待遇聘佣郭士立，并答应为他的传教活动提供长期捐款。1832年10月12日，郭士立第三次出发到中国沿海进行罪恶活动。其航行的主要目的是侦察如何在中国沿海扩大鸦片走私。这次航行，他一直窜到东北奉天地区沿海一带，直到次年4月29日才折返澳门。1834年，郭士立又受雇于查顿，乘坐查顿的船只在中国沿海活动。1835年11月，郭士立被任命为英国驻华商务监督的中文秘书兼翻译，其主要职责是帮助英国进行鸦片走私，扩大殖民侵略范围。 郭士立在鸦片战争爆发前，又多次在中国沿海进行间谍活动，仅他协助一个英国鸦片贩子到福建泉州走私鸦片，一次就使该贩净赚5.3万英镑，并在泉州建立了走私鸦片的秘密据点。1836年，义律担任英国驻华商务监督时，曾多次与郭士立商议，如何在清廷内部销售鸦片。郭士立献计道：“要路显官，尽为私人奸佞之徒，惟苞苴是尚。朝廷命官都嗜好鸦片，故倘以贿赂扩张贩路，必能达到目的。”[3] 1839年9月1日，林则徐下令将英国人驱逐出澳门，郭士立声称自己是德国人，不在驱逐之列。但清朝官员知道他是英国驻华商务监督“忠实而杰出”的中文秘书和翻译，还是把他与英国人一起驱逐出境。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郭士立马上做了英国侵略军陆军总司令卧乌古的翻译、参谋兼向导，随军北上。英军在定海建立殖民政府时，郭士立则以民政部门负责人的身份住在定海县衙内，不久升为“民政官”，中方史料称其为“伪县令”。期间，他还威胁当地地痞讹诈勒索定海县城内的当铺、商行，充分显示了他是一个伪善的传教士。1841年10月，英军占领宁波后，他又因在定海任期的“政绩”被指定为宁波的“行政官”（伪县令）。当英军在舟山附近扫荡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