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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次贷危机后西方政治经济学发展新动态 　　2007年发端于美国的次贷危机,经过一系列的演变与扩散,已经发展成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其影响力和破坏力远超过1929—1933年大危机,当前我们仍处于危机中。在这场危机的影响下,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各个学派表现得异常活跃,众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危机进行了解读,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不仅如此,在一定程度上,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开始借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分析方法,并得出一些颇有影响力的结论,这足以说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魅力和当代价值。处于全球化分工体系的中国,面临的问题不仅是中国问题,更是世界问题。所以,系统梳理和总结危机后西方政治经济学的新进展,对当前我们国家全面深化改革,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危机的解释 　　(一)阶级分析学派对危机的解释。史蒂芬·莱斯尼克(Stephen Resnick)、理查德·沃尔夫(Richard Wolff)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20世纪30年代的争论在这次危机中得以再现,这两个学派对于解释和解决危机都是无效的。因为自从1930年以来,西方经济学理论界对于危机的理解,始终摇摆于上述两个学派之间,要么强化“国家干预”,要么“去调节化”。但是,不论哪个学派及其政策主张都没有根除资本主义危机的发生。 　　莱斯尼克和沃尔夫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于危机的理解与上述两个学派根本不同,它是把资本主义危机和资本主义独特的阶级结构之间的矛盾关系作为研究对象。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系统而反复地诱发经济危机,要想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危机,就必然要求转变阶级结构。这两位学者的理论特点,在于把阶级分析引入对当前资本主义危机的解释框架中。他们分析了美国产业工人的实际工资、生产率和个人债务如何在这次危机中达到顶峰,并提供了一个代替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新解释。 　　他们指出,美国资本主义的这次危机,有着长达120年(1890—2007年)深刻的阶级根源。其中,20世纪70年代末是分水岭,此前产业工人的实际工资和生产率协同增长;此后实际工资和生产率的差距日益扩大。这两位学者是以美国制造业产业工人的实际产出与实际报酬之间的比较,来近似衡量剩余价值率。 　　第一阶段(19世纪90年代初到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产业发展中有两个重要趋势:一是制造业工人的实际工资年增长率为1.8%;二是制造业工人的生产率以2.3%的年增长率稳步提高。第二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到2007年),美国制造业的生产率以3.26%的年增长率继续提高,同期工人的实际工资不仅停止上涨,甚至以-0.37%的速度在下降,两者之间的缺口有显著扩大的趋势。 　　实际工资停止上涨,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这表明美国资本主义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实际工资和生产率协同增长的时代已经结束。此后,工人阶级无法像以往那样分享生产率提高带来的好处,剩余价值以空前的速度和规模涌向资本家手中。总之,美国资本主义前后两个时期的发展表明,相对于工人实际工资的增速,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之后,资本家阶级以更快的速度获取了剩余价值。这说明,不论工人的实际工资是否上涨,剩余价值率都在持续稳步提高,劳资矛盾日趋紧张。 　　由于美国历史上已经形成“消费主义”社会,工人阶级及其家庭为了赶上社会平均消费水平的不断上涨,不得不增加“劳动支出”和“信用支出”,这是工人阶级抵抗实际工资下降的被迫选择。 　　实际工资停止上涨,使得美国工人家庭陷入严重危机之中。一方面,为追赶社会平均消费水平的提高,就得想办法增加收入,工人阶级不得不延长劳动时间,男劳动力兼职两份以上的工作,妇女也走出家庭,投入到劳动力市场,但这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例如家暴、离婚率的上升。另一方面,当工人的实际工资停止上涨,劳动生产率仍持续提高,工人阶级为实现“消费主义”社会所要求的新水平,不得不使用了美国异军突起的金融行业提供的金融产品。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联系,表现为债务关系。工人对信用的需求是美国剥削率上升的必然结果,工人债务的上涨取代了实际工资的上涨,才能保证相应的消费水平。 　　遗憾的是,莱斯尼克和沃尔夫没有在世界分工体系下考虑美国对中国廉价商品(特别是生活资料)的进口,这些商品降低了美国工人的生活费用,是实际工资能够持续走低的一个重要条件。若没有中国廉价商品的供给,美国工人阶级家庭要保持现有的消费水平,就会付出更高的代价。 　　为了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莱斯尼克和沃尔夫提出了改变资本主义阶级结构的具体方案。他们主张在每一个工业企业中,工人既承担该企业剩余价值的“第一接收者”(first receivers)的角色,工人也将成为剩余价值的“第一分配者”(first distributors),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