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释放】新常下的宏观风险缓释机制.docVIP

编者语：从经济形势的变化不难看出，虽然中国在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中保持了相对较高的经济增长，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也存在很多问题，并积累了相当的风险。风险积累到一定程度就需要释放出来，而如何避免爆发式的风险释放引起系统性危机的发生，则是现阶段需要思考的关键问题。 文/毛振华（中诚信集团董事长、创始人） 中国宏观经济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发生了一些变化，GDP由两位数的“高速增长”进入7%-8%左右的“次高速增长”阶段，并且目前还处于下行通道；经济发展的动力从“出口—投资驱动”转向“信贷—投资驱动”，但近两年的投资效率已经不断下降，而消费需求还没有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从社会资源分配的情况看，则明显地呈现出国有企业和政府的债务规模快速增长、配置资源的能力增强、非公有制经济受到严重挤压的特征。 从经济形势的变化不难看出，虽然中国在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中保持了相对较高的经济增长，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也存在很多问题，并积累了相当的风险。风险积累到一定程度就需要释放出来，而如何避免爆发式的风险释放引起系统性危机的发生，则是现阶段需要思考的关键问题。 现阶段中国经济面临的多种风险 寻求宏观风险释放的途径，首先要明确现阶段中国经济面临的高风险问题。从宏观角度看，现阶段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风险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应对危机的短期刺激政策常态化，经济增长严重依赖货币供给。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的主要经济体都实行了短期刺激政策，中国政府也推出了四万亿元的救市计划，主要通过扩投资、扩信贷来实现，但这与发达经济体的救市政策有很大差别。以美国为例，美国对企业的救助是用市场化的方式完成的，并且政府完成救助之后陆续进行了退出。中国是借用了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这个通道来实施救市政策，至今没有退出的迹象，现金流的通道作用仍在加强。 第二，尚未形成有收入支撑的消费需求，消费没有成为新的增长动力。尽管“十二五”规划已经非常清晰地提出要转换经济增长动力，提高消费需求成为经济结构调整的标志，但至今仍然没有完成这一转变。培养收入支撑的内需，依赖于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实现普通民众收入的普遍提高。但这并不容易，国家、企业和个人之间的收入分配结构至今没有调整完成。数据显示，2013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下降，投资仍然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第三，从实体经济的角度看，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杠杆率过高是最为严重的问题，杠杆率过高主要是跟过去比较相对较高。地方政府过去的负债较低，但近几年增长迅速。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可控主要是有地方政府原本较低的债务基数以及较大规模的经营性国有资产作保障。然而，地方政府在法制不完善、运行不透明的背景下短时间内大幅增加负债，资金使用的效率却很低。相关的统计数据表明，国有企业负债成本与市场上资金成本的差额远高于国有企业实现的利润，这足以表明国有企业资金运行的低效率。由此来看，高杠杆、低效率是地方政府类债务很严重的问题。 第四，房地产市场泡沫可能破裂。从经验上看，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也是从房地产泡沫破灭开始的，房地产泡沫破灭和金融市场的泡沫破灭紧密关联。现在房地产市场开始面临下行风险，需要考虑的是怎么防止房地产泡沫破裂对经济引发灾难性的破坏。 第五，产能过剩问题还没有解决。其中，钢铁等资本密集型行业的问题更为突出，而这些行业也是高负债行业，它们对经济结构调整和金融体系的运行都有较大的负面影响。一方面社会的投资效率因此降低，另一方面这些企业可能发生的资金链断裂和债务违约也会给金融系统带来压力。 第六，对于金融体系来说，规模庞大的影子银行和监管套利问题需要高度重视。中国的所谓影子银行，其实只是银行的影子，因为无论资金的供给还是投向，银行都占有较大份额。很多出现问题的信托项目由银行买单，主要原因就是投融资双方实际上都是银行的客户，只不过是银行以信托公司作为通道，引导存款客户把钱投资给银行的信贷客户，银行顺便将资产由表内转移到表外，逃避监管。这样一来，影子银行所代表的银行表外业务就成了监管盲区，这里既隐藏着资金链条不断加长的金融风险，还隐藏着银行对表外资产没有严格把关的道德风险。 第七，金融体系内流动性过剩和实体经济资金短缺并存。流动性过剩已经在持续高速增长的M2及其与GDP增速的对比上有所体现，而实体经济的资金短缺问题既存在期限错配，也存在资金配置主体扭曲的问题。2013年以来，监管机构已经加大了对金融机构资金期限错配问题的监管，但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居高不下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大量资金仍然在金融体系内空转，这不仅降低了金融体系的运行效率，更难以对实体经济的复苏提供支持。 争取时间窗口，在发展中释放风险 现阶段中国经济的风险累积到了相当的程度，需要释放，市场对这一问题已经达成共识。风险释放的核心是要避免系统性风险的爆发，这就要求延长风险释放的时间窗口。具体来说，就是要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