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将沿中国轨而行.doc

尼尔?弗格森观点：世界将沿中国轨道而行Niall Ferguson “ 现在我们是主宰。”我不知道奥巴马(Barack Obama)最近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首尔峰会时，是否在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头顶上飘浮着的“思想泡泡”里看到了这样的话。如果说总统希望看到什么变化的话，那么他可以确信——就中国的货币政策而言——他所得到的只是细微的变化。美国财长盖特纳(Timothy Geithner)在中国人拒绝了他应对全球经常专案失衡问题的建议后，可能也听到了“现在我们是主宰”这句话。美联储主席贝南克(Ben Bernanke)为刺激美国经济而宣布了新一轮的“量化宽松”政策后，也受到了同样的待遇——中国的一位主流评论员称其举动是“失控”和“不负责任的”。 Illustration by Harry Camp “现在我们是主宰。”这句话毫无疑问是我过去两周以来在中国反复听到的一个说法。我之所以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并不是因为我在紫禁城旁的太庙参加了那次光彩夺目、堪与奥运媲美的盛大聚会。钟乐、武术以及女子鼓乐队的表演是西方游客预想得到的东西。真正给我信号、告诉我中国同西方的关系发生了变化的，是我遇到的一些经济学家所表现出的那种轻描淡写但却明白无误的自信。成思危是其中的一位，他在晚宴上向我介绍了中国希望成为绿色能源技术领导者的计划。觥筹交错之际，中国人民银行顾问夏斌概述了中国推行全面私有化方案的必要性，“甚至连人民大会堂也不例外。”而来自清华大学的李稻葵则用完美的英语表达了他对中国博士素质的不满。你再也找不出比他们更厉害的人来讨论当今经济史上最有趣的这两个问题了：为什么在紫禁城建成五个世纪以来，西方不仅控制了中国，而且还控制了世界其他地区？现在西方处于支配地位的时代正在走向终结吗？李稻葵和他的共同作者管汉晖在一篇尚未发表的出色的英文论文中批驳了时下流行的一种观点，即中国在1800年以前在经济上一直都和西方并驾齐驱。他们指出，明朝时期(1402-1626)中国的人均GDP停滞不前，远低于工业革命前的英国。当时中国的农业经济仍然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生产率低下的农耕作业占GDP的90%。在1520年后的100年间，中国人的国民储蓄率实际上是负值。明朝末期的中国没有资本积累，相反，它的资本一直都是在减少的。加利福尼亚大学欧文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的历史学教授肯尼士?波梅兰茨(Kenneth Pomeranz)所说的东方和西方的“大分流”在很早以前就开始了。甚至已故的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关于1700年中国普通百姓的生活水准要比当时美利坚土地上的民众生活略为富裕的说法，或许也显得有些过于乐观了。不过他估计在1600年，英国的人均GDP就已比中国高出60%时，还是很贴近实际的。在接下来的几百年里，中国仍然停滞不前，甚至在20世纪还出现了倒退，而英语国家却突飞猛进，西北欧国家也紧跟着它们的步伐。到1820年，美国的人均GDP是中国的两倍；到1870年，超过中国将近5倍；到1913年，这一比率接近了10比1。尽管受到大萧条的严重干扰，但美国并没有经历中国在20世纪中期遭遇的毁灭性苦难，包括革命、内战、日本入侵、再次革命、人为造成的 荒和再再次（“文化”）革命。按照购买力平价来计算（将两国不同的生活成本考虑在内），在1968年，美国民众的生活要比中国的老百姓富裕33倍。如果按照现值美元来计算，两国人民生活水准的差距最大时约为70：1。这曾是根本性的全球失衡，是几个世纪以来经济和政治分流的结果。它是怎么发生的呢？现在结束了吗？过去两年来，在我为自己即将出版的这本新书开展调研时，我认为西方开发出了“其他国家”并不具备的六个“杀手级程式”。它们是：——竞争：欧洲国家在政治上四分五裂，而且在每一个君主国或者共和国里存在着多个互相竞争的集团。——科学革命：17世纪所有重大的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上的突破均发生在西欧国家。——法治和代议政制：这一最佳的社会政治体系出现在英语国家，其基础是财产权和财产拥有者权利在选举产生的立法机构中的体现。——现代医学：包括热带疾病控制在内的所有19和20世纪的医学进步都由西欧人和北美人做出。——消费社会：发生工业革命的地方不仅拥有提高生产力的技术，还会对更多、更好、更便宜的商品产生需求，而这种需求是从棉织服装开始的。——职业道德：西方人最早将更广泛而密集的劳动和更高的储蓄率结合在一起，从而促进了资本的持续积累。这六个“杀手级程式”曾是西方取得优势地位的关键。我们这个时代的故事——可以追溯至日本的明治时期（1867-1912）——就是“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最终开始下载这些程式。这一进程远非一帆风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