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思想的展主线及其特点.doc

中国传统思想发展的主线及其特点 陈寒鸣 一 当代学界，对于中国传统思想特点的归纳及其价值分析和评判者甚多，但对中国传统思想史分期进行讨论者罕见。这其实是不应有的现象，因为不对中国传统思想史作出科学分期，并进而准确把握中国传统思想的发展大势，就无法正确地归纳出中国传统思想的特点，自然也就无法对之进行价值分析和评判。 、 笔者认为，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思想，依随着时代之运演，大体经历了下列诸发展阶段： 一、先秦时期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将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称为世界历史的“轴心时代”。在中国，这是先秦诸子时代。中国的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想学说并不是凭空、随意的创造，而是有其自身的历史根源。这就需要我们在重视对孔子以来诸子百家之学研究的同时，将研究触角伸向前轴心时代，深入于中国思想文化历史基因的考析。为此，似可将先秦时期分为前轴心时代和轴心时代两个阶段，而这两个阶段所构成的先秦时期则中国传统思想的发生期。 （一）前轴心时代，即传说的五帝时代至西周时代。 中国的一个基本国情：自古以来即人多国大，且以农立国，靠天吃饭，一有大自然灾害便饿殍遍野；一旦社会分裂动乱，非数十年不能统一安定。古代中国人主要集中在中原地区和黄土高原，“地四平，诸侯四通辐辏无名山大川之限。”（1）各诸侯国之间无险可守，无多少回旋余地，但人口相对密集。在这种环境中生存，要想提高社会整体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和保持社会的相对安定，就必须走统一大国之路。这样，解决好社会上人与人的关系就始终是一个重要课题。 在中国进入文明的前夜，即传说的“五帝时代”后期，“天下万国”（2），人口渐众，人们共同面临诸多的生存环境的挑战。为了解决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巨大矛盾，那时向中国人以同祖同根的理念在幅员广大的地区内建构起一种社会管理组织，在社会的公共事务方面发挥其协调职能。唐人柳宗元谓： 　 彼其初与万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争而不已，而且无羽毛，莫克自奉自卫。荀卿有言：必将限物以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争，争而不已，必就其能断曲直而听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众；告之以直而不改，必育之而后畏；由是君长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群。群之分，其争也必大，大而后有兵有德。又有大者，众群之长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属，于是有诸侯之列。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在者，诸侯之列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封，于是有方伯、连帅之类。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连帅之类又就而听命，以安其人，然后天下会于一。（3） 正因为有了这样一种前提条件，中国在由野蛮而进到文明国家的过程中，氏族公有制到家族私有制的过渡是相当平衡、自然的。这种过渡非但没有破坏氏族的组织形式，反而通过强调血缘和姻亲关系增强氏族内部的凝聚力和外部氏族间的团结，并由此形成家、国一体的宗法制度及亲亲与尊尊相统一的礼治思想。这种文明发生的历史路径同西方在个体私有制和商品经济瓦解氏族制的基础上建立国家的文明发生路径很不相同，而这种文明路径的最初选择又深刻影响于以后的文明发展的历史，是种种复杂的思想文化现象的“基因”所在。 （二）轴心时代，即东周诸子百家的原典时代 东周以降，礼崩乐坏，社会失序，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的事件屡有发生。这是中国人最不能容妨的事情，也是值得中国人永远刻骨铭心的严重事情，所以人与人的关系问题成为时代的主题。中国轴心时代的开启，实乃长期灾难的现实刺激的产物，所谓苦难出真理。 孔子（公元前551年——前479年）生于春秋末期，是诸子百家之首。他面对诸侯争战不休、人民困苦不堪的现实，不是像宗教家那样创造出一个外在超越的全知全能的救世主，通过天启和神谕来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而是回首历史，到上古“圣王”那里去寻找智慧。孔子对《诗》、《书》、《春秋》、《周易》、礼、乐等文化遗产的删修整理，强化其道德教化的意义，作为阐扬其道德理想的载体和母题。而“六经”的本质正是关于如何做人及怎样维系好人与人关系的法则，正如《郭店楚简·六德》所说： 　 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六者各行其职而亡由作也。观诸《诗》、《书》则亦在矣，观诸礼、乐则亦在矣，观诸《易》、《春秋》则亦在矣。 除此共性外，如《周易·象传》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礼记·礼运》中的“天下为公”之论，《尚书》中“协和万邦”、“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等观念，《诗经》中“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的思想，如此等等，都是中国古代思想的精华。 战国之时，学派蔚起，其影响较大者为儒、墨、道、法四家。墨家与儒家并称“显学”，亦常引《诗》、《书》，弘扬尧、舜、禹、汤、文、武之道。墨家主张“尚贤”，与儒家略同；主张“兼爱”、“爱无差等”，与儒家“仁者爱人”、“爱有差等”的思想有同有异；讲“明鬼”而谓“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