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docVIP

认同与反叛 ——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 谈到后结构主义，我们讨论的问题是：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语言观有何不同之处？这些不同之处对于它们各自的批评方法又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首先，我们可以回顾一下结构主义语言观主要谈论了怎样的内容。彼得·巴里认为，索绪尔的语言学影响体现在三个方面：任意性、关系性和建构性。任意性所说的是，词语是“无理距符号”，即词语同它所指称的现象之间不存在内在联系。因而结构主义文学批评认为：语言作为一个符号系统建立于任意性之上，语言并非外部世界或内部经验的反映，而是一个独立的系统。关系性指出，词语的意义是具有关系性质的，词语间的相互界定形成了词语的意义。从而引导结构主义文学批评探讨语言的意义如何获得和确立，以及语言结构的功能。语言的意义在关系中确定，体现不同的价值和功能才能成其为意义。最后，建构性。语言建构世界，而不仅仅是记录或者为世界命名。这一点为结构主义文学批评解释了结构的来由。结构来自哪里？结构是语言赋予的。 既然命名为后结构主义，自然和结构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后结构主义对于结构主义的认同与反叛在于：后结构主义将结构主义语言观推向了极致。这个观点可以从三个方面得到体现：不确定性、语言的焦虑以及去中心化。 不确定性提出，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及其不确定的世界。这是由结构主义语言学建构性承袭而来的观点，并将其推向极致，语言既然建构世界，那么我们便无法作出确定的判断，因为世界不是客观存在的，而是由语言建构而成，结构也是由语言赋予的。那么我们便找不到确定的标准来衡量世界，无法确定地标，因为我们无法相信语言的界定，甚至，我们无法确定自己是否在运动。结构主义提出建构性的根源在于，结构主义是起源于语言学的，因此继承了语言学自信的科学世界观，因而结构主义文学批评相信方法、系统、理性，相信它们能建立起可靠的真理。相似的，由于哲学的源起，后结构主义文学批评继承了哲学怀疑的热忱，并将其推上顶峰。他们将一切对科学的信任视为天真，进而得到这样接近于悖论的判断：“我们确定任何事情都不能确定。” 继而，语言的焦虑。当我们的语言使用超出日常闲聊的层次时，我们会担心语言说出我们并不打算说的东西，换言之，作者试图表达的想法和读者的接收会有所偏离甚至截然相反。不同语言的翻译作品就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在彼得·巴里《理论入门》的中文译本中有这样一句话“反叛的一个有效方式就是批评前人虽有信念，却没有勇气坚持到底。”翻译讲究信、达、雅，因此这里的中文翻译为了文风的简明流畅，采用了省略主语的方式，对于省略的不同填充方式，就会产生理解的千差万别。显然省略的主语是后结构主义，那么这句话还原为“后结构主义批评前人虽有信念，却没有勇气坚持到底。”这样看来，似乎说的是后结构主义无法将结构主义语言观坚持到底，事实上原文却是这样说的：“a very effective way of rebelling is to accuse your predecessor of nor having the courage of their convictions.”原文的意思是：后结构主义批评结构主义者虽有信念，却无法将结构主义语言观坚持到底。这样的翻译比起中文译本反复累赘了许多，省略不必要的主语的方式才更加符合中文惯常的表达方式，然而却会产生理解的偏差。这与法国理论家皮尔·布迪厄《文化生产场》中的折射理论不谋而合：如同筷子在水中折射变形一般，文学翻译时必然受到文化场影响而过滤变形，以至于产生多义甚至歧义的现象。 那么语言的焦虑是怎样产生的？这将涉及到意义与现实的讨论，意义内部具有能指和所指。对于结构主义语言学来说，索绪尔认为：能指和所指不可分离。然而后结构主义的德里达认为语言的意义是漂浮的，语言符号总是偏离它应当指称的那个概念，能指永远找不到所指，因为意义的缺失，便产生了语言的游戏。具体来说，后结构主义文学批评认为语言的焦虑原因有二：其一，语言符号处于一刻不停的流动之中，不受制于它们原本要表达的概念。由于缺少固定点，能指便会偏离所指。其二，词语的意义永远做不到百分之百的确定，总是受到相反意义的区分和自身历史的影响。对于语言意义的不同认知，引导了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文学批评的不同走向。结构主义文学批评认为世界是在语言中建构起来的，除了语言媒介以外，再无接近现实的途径。因此他们决定和现实和平相处，继续用语言去感受和思考。而后结构主义倾向于本质论，认为现实就是文本，将是否可能以语言建立可靠知识的忧虑释放了出来。 最后，去中心化。去中心化即抽空任何固定的智力参照物。知识作为一个参照点，也有中心和边缘的排列。后结构主义将不确定性引申开来，认为我们处于一个去中心的宇宙中，过去用来界定中心和边缘的概念要么被解构，要么被抽空。那么何为中心？又何为边缘？中心是知识框架中的权威，中心和边缘的例子比比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