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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学研究的对内开放 　　蒋志如 　　一、背景与问题 　　费孝通认为，“中国经济生活变迁的真正过程，既不是从西方社会制度直接转渡的过程，也不仅是传统的平衡受到了干扰而已 [①]”。这一观点很好地展现了不仅仅是中国的经济生活，在更为宏观的背景下，也是中国社会转型的真实境地;其核心就是如何处理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中国本土传统因素和西方因素的关系，即对内和对外的关系，然而，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一直没有处理好这个问题，就是现在也如是：洋务派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论点在现在仍然有学术的价值和意义，只不过洋务派只在技术上采用西方因素，其他就必须是中国因素的中国的“富”与“强”;维新派和革命派眼中的西方因素不再仅仅是技术，还有宪政议会制度以及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等;在1911年后的中国，中国的志士仁人们眼中的西方因素包括的范围不仅仅是前面提到的，还将中国的文化/国民的性格等都提到了反思甚至重塑的位置上，最为激进的话语就是“全盘西化(典型的代表是胡适)”，中国因素消失的论点 [②]。蒋廷黻的一段话，可以将其变迁之阶段性结果予以很好地表达，即“现代中国人物(指30、40年代的中国人，笔者注)对西方外在的事物了解得明白，而对本国内地的情形反倒瞠目茫然 [③]”;可以将之作这样的转化——我相信不会改变原意——中国对外开放越来越激进，以至于忘了自身或者说中国传统的一切都成为了落后的代名词，是需要被改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