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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礼》《乐》文化 夏、商有着强烈的“天命”观念，尊天（命）奉神，崇帝重鬼。《礼记?表记》云：“夏道尊命，事鬼敬神。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夏启征有扈氏，作《甘誓》，借“天命”指责有扈氏，而自己则是代天行讨：“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指天、地、人之正道），天用勦绝其命。今予维共行天之罚。”（《史记?夏本纪》）商汤讨伐夏桀，作《汤誓》，也宣扬“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史记?殷本纪》）的“天命”观念。周文王蚕食商之属国，商之大臣祖伊告诫商纣王：“维王淫虐用自绝，故天弃我。”商纣王则反驳说：“我生不有命在天乎？”（《史记?殷本纪》）更生动表现了商纣王落后的君权天授思想。此外，商代还从夏代的“天”、“命”，引申、发展出来了“帝”、“上帝”的观念，使“天”、“命”更加形象化，具体化。在甲骨卜辞里，记载了许多有关“帝”的意志：“帝其令风”；“帝其令雨”；“帝其降祸”；“伐贡方，帝受（授）我又（佑）？”等等。 商朝信奉天命，商纣王相信“君权天授”，但商朝最后却覆亡了，政权被转移到周人的手上。历史的经验教训让周人清楚地认识到，所谓“天命”，不是一成不变、固定不移的，“天命靡常”（《诗经?大雅?文王》），天命是可以转移的。但天命为什么要转移？转移的依据又是什么？周人认为，“皇天无亲（亲：私也），惟德是辅”，“神所凭依，将在德矣”。也就是说，天命转移的关键在“德”。天命以人德为依归。周人要确保自己所膺受的天命不转移，永远成为人间政治的主宰，就必须“敬德”。何谓“敬德”？一是要“知小人（民）之所依”，能够体察民生痛苦，爱护民众，并惠及那些穷困无依的人。只有这样，才能得到百姓的拥护。这就是“保民”。二是要“明德慎罚”。对于处罚，要依法行使，慎重使用，不能意气用事。三是要“君子所其无逸”。君子要修德，时常努力，不能有丝毫的松懈，“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这样才能永远配得上天命的护佑。四是要“立政其惟克用常人（常人：美德之人）”。为政要用人得当，举贤任能，不能信用小人。以上四条，成为后来“德治”“仁政”的滥觞。这就是西周天命论的核心内容——敬德（天）保民思想。只有始终保持对“天”、“命”的敬畏，修德才有客观的依据，统治者才不会意气用事。只有加强自身道德和政治修养，统治者才不会胡作非为。只有统治者敬天敬德，才能赢得民心，天命才不会转移，政权才能永久稳固，国家才能长治久安。“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左传》哀公三十一年引《泰誓》）周人的天命转移论和敬德保民思想，相比殷商笃信天命、唯占卜是从，是一个伟大的进步。它标志着中华民族从神本主义走向了人本主义，反映了人类在历史创造活动中自主性的增强。“民为邦本”、“民贵君轻”、“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等一系列思想观念的提出，在认识史上是一个巨大的飞跃。“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天命转移论和敬德保民思想的提出，对外论证了周人克商取天下的政治合法性，形成了后世“天下，有德者居之”的强烈政治信念；对内也给周王包括后世统治者敲响了修德勤政、谨防腐败的警钟。它是造成商周两代文化出现重大差异的思想根源。 为了体现敬天修德保民的新思想，西周建立了非常完备的礼乐制度。所谓礼，就是指人们日常生活中一系列行为道德规范。所谓乐，主要指贵族在日常生活中和重要场合下的用乐制度。礼乐主要诉诸道德，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强制性。即违犯礼乐制度，一方面要受到舆论的谴责，另一方面也可能遭致惩罚。礼乐制度在《礼》、《乐》等书中有一定的反映。 西周的文化，以礼集古代之大成，是后来政教学习的榜样。有关西周的礼制，记载颇多，后经秦火，仍有许多保存了下来。《汉书·艺文志》说：“《礼古经》五十六卷，《经》十七篇，《周官经》六篇。”后世以十七篇《经》为《仪礼》，六篇《周官经》为《周礼》。而十七篇之外，又有《逸礼》。东汉时，《周官》复亡一篇。《周礼》、《仪礼》与《礼记》合称“三礼”。关于周代的制度，主要集中在《周礼》和《仪礼》两书中。 西周的礼乐制度以血缘为纽带，以宗法为中心，形成了一整套政治伦理思想，奠定了几千年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文化统治基础。 （1）血缘宗法制度（宗法制）：西周建立了完备的宗法制度。所谓宗法制度，就是以血缘为纽带，以男性为中心，确立家族各成员之间的关系。如以男性某一个祖先为始祖，祖以下以长子为大宗，其余各子为小宗，以此类推。大宗有继承祖宗爵位、财产等权利和率宗族祭祀祖宗的权利，有庇护、帮助小宗之义务；小宗则要听从大宗的指令。在西周，天子为大宗，同姓诸侯为小宗。 （2）嫡长子继承制（世袭制）：西周礼法规定：在皇位或爵位的继承上，“立嫡不立庶，立长不立贤”。嫡长子继承制与宗法制紧密相连，都是为了维护大宗的利益。嫡长子继承制结束了殷商兄终弟及的继承方式，成为了民主革命前统治阶级在利益分配上主要的继承制度。 （3）分封制：西周又通过分封制进一步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