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三农问题的近期安排与长远谋划　.docVIP

关于中国三农问题的近期安排与长远谋划 20年，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实现这一目标，重点在农村，难点也在农村。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因此，多年来三农问题一直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而且中国的经济学人，也著文鼓呼，献计献策。古人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一、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是农民如何增收 民为国之根，农为民之本，农村稳则天下稳。长期以来，各级政府都把保稳定作为头等大事。村民自治也好，社会治安一票否决也罢，甚至过去的户籍管理制度，近年来的减轻农民负担、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无一不是遵循这个思路。然而，从经济角度看，做好农业、农村和农民工作，关键要解决好发展问题。就像下棋要讲棋眼、治病要找病根，解开三农问题的穴道，绝招只有一式：持续提高农民收入。惟有农民的腰包鼓起来，农村经济发展了，才能真正实现农村社会的长治久安。 然而近年来，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却一直在迂回爬坡。统计资料显示，1997～200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同比增长率，分别为4.6％、3.8％、2％，刚刚过去的2002年，情况并没有大的改善，增长幅度仅略高于4％。东边日出西边雨，国民收入苦乐不均的现象，愈来愈突出。一边是国内多数行业增势趋旺，城市居民收入稳定上升；另一边是农业山重水复、险象环生，农民囊中羞涩，难以为继。农民增收困难，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是新世纪中国面临的突出问题。 13亿人口的中国，如果农业发展上不去，恐怕谁也不敢打保票中国人不会饿肚子。 求木之长，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必浚其泉源。我们想问题、办事情，不能脱离中国的基本国情，心中不能不装着9亿农民。农民增收，是当前农村工作的重中之重，政府对此责无旁贷。 当前政府提出的农民增收举措，从近期安排看，大致有五项： 一是调整农业结构。就是鼓励农民在一亩三分地上作文章，什么挣钱种什么。站在县、乡，乃至一个省的角度看，调整农业结构，短期内确有可能增加农民收入。但放到全国范围考虑，结构调整并非治本之策。这里边的道理，经济学上叫合成谬误，即个人理性导致集体非理性。老百姓的话讲得更直白：你调我调他也调，调来调去卖不掉。农产品市场就那么大，需求弹性又低，靠行政命令调整结构，容易导致结构趋同，增产不增收。前几年有些地方一窝蜂地种药材、养长毛兔，使老百姓吃尽了苦头，至今农民还心有余悸，谈调色变，甚至编出顺口溜：要想富得快，得和政府反着来。产业结构要靠市场来调，对此，亿万农民最有发言权，政府越俎代疱，往往好心办坏事，以往的教训值得我们反思。 二是产业化。即农业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经营。这相当于在农民与市场之间，加入一个企业，从理论上讲，这样做可以降低农民的市场交易成本，增加农民收入。产业化的关键，是要有好的龙头企业，可由于市场需求基本是个定数，把加工企业建到乡镇，相当于将一部分城市人口的收入转移给了农民，这无异于挖肉补疮，并不能增加国民总收入。另外，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农业究竟是搞产业化有利，还是专业化更好，一时还没有结论。 三是农产品涨价。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几次调整农产品价格，以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 2～3成。入世后，虽然短期内还允许实行农业补贴，但长此以往，财政显然吃不消，农产品涨价已没有多少空间。 300多万农民工。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边际效果渐渐趋于减弱，对农民增收的拉动作用，也已今非昔比。 以上措施，从全局和长远看，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增收问题。目前，经济学界比较一致的意见，是转移农村人口，实现农民的非农化。此举，不仅可以实现农地规模经营，而且可使几亿农民解放出来，改变土里刨食的生存方式，通过进城务工经商，大大提高收入水平。对这项关乎农业长远发展、涉及亿万农民未来命运的长远设想，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二、农民增收的关键在农业人口非农化 中国农村改革的成就，是举世公认的。我们以占世界近10％的土地，养活了全球20％的人口。 7亩多，其中14个省区人均耕地低于1亩，对农民来说，土地已不再是聚宝盆，而成了保命田，更糟糕的是，由于生态环境恶化与非农业占地，耕地每年以几百万亩的速度锐减，相反，农业人口却在不断膨胀。这种状况不改变，中国农业难以实现规模化经营，也难以应对入世后国外农业的激烈竞争。 72％，日本二战后农业人口下降了65％。而在中国，农村人口转移却长期停滞，裹足不前。造成城乡二元化结构的原因，既有户籍制度壁垒等政策因素，也有城市化发展思路的偏差。后者主要指20世纪80年代以来，实行的优先发展小城镇战略。主张此战略的依据，主要考虑现有大城市容量有限，新建中等城市代价过高，而小城镇能化整为零。据当初测算，如果有5万个建制镇，平均吸纳2000人，就可转移1亿农村人口，投资少、 10多年来的发展证明，小城镇战略的负面作用，是决策者始料不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