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统筹良性互动的“新”农村建设　.docVIP

城乡统筹良性互动的“新”农村建设 1999年就提出了建设新农村的理论和政策建议。但由于各方面条件的制约，这一政策建议必须到今天才能在更多的层面真正得到实现。可见，重提农村建设，关键在于一个“新”字的落实上。 cctv中国经济讲堂”所说，农村问题并不仅仅是农村自己的问题。中国已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工业化建设进程，当工业化和城市化达到这个阶段的时候一般都应该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过去处在与此具有同等发展程度阶段的多数市 这样一来，问题和争议就出现了。有学者对“反哺”提出质疑，认为现阶段中国要实现工业对农业，城市对农村的反哺是不可行的。因为中国并没有发展到同发达国家同时期一样的程度，公共资源还处于严重不足。形象地说就是中国仍处于一个制造蛋糕的过程，所以无法进行“分蛋糕”这一步。再加上中国广农村存在普遍的制度缺失现象，因此对“反哺”所得根本无法落实。 对于这种反对意见，笔者认为是其误读了“反哺”之真正含义。农村与城市在中国27年改革中作了这样一番重复的对话：你背着我走一段，我再背着你走一段，客观上城市却在这一过程中远远地走在了前面。然而，2006年2月21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客观地确立了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的辩证关系——农村与城市亟待共同成长，不能再由谁背着谁来前进。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农村作出了非常的贡献，正因如此，“反哺”在此应当是一种城市对农村的回报，而绝非施舍的关系。这就是“反哺”的题中义：没有重谁 另外，针对这些学者提出的公共资源不足以及制度缺失，笔者认为这并非无法解决的问题。 首先，我们可以借助数据说明一些实际情况。一般的市场经济国家，当它的工业化发展到一定时候有一个特殊条件，即税收占gdp的比重，或说国家财政占gdp比重达到一定的高度时，反哺才有可能实现。我们在90年代时，国家的财政占gdp的比重只有不到10％，在这种比较低的财政比例情况下，由财政承担农村公共品投入等显然不现实。但到了2004年，国家中央税收与地方税收加总已经占到gdp的百分之十九点几接近20％，若把预算外财政打进来的话，整个财政规模占gdp比重已经达到约30％。一般市场经济国家，在财政占30％的时候，就开始 其次，公共资源的稀缺实际上影响的是资本在城市与农村之间配置的问题。只要能做到配置合理，这一稀缺性是不会阻碍城市反哺农村的。“资本下乡”就是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和财政支出结构，增加对农业农村的投入，解决长期以来资本向城市流动，农村资本短缺，投入严重不足的问题，以在新的发展阶段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但由于公共资源的稀缺，有限的“资本下乡”如何才能得到有效使用这一问题的确凸显出来。然而这可以通过一些途径来解决。我国农村人口分布相当分散，因此要保证资金的的使用效率，一方面可通过着重搞好新村镇建设规划，有序引导人口集中居住；对人口过少、生存发展条件较差的自然村，一般不搞“村村通路”等投入较的工程，应以搬迁集中为主等途径来节约资本，另一方面在人口相对集中的基础上，加快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特别是要扩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加快发展农村各方面公共事业，以增加农民生存发展所必需的公共服务。 由此可见，新农村建设涉及“分蛋糕”的行为。这个“分”的行为非常有必要，它不是农村在得到应得的东西的基础上去分薄城市的这块“蛋糕”，而是分得本来就是他们应得而没有得到的东西。这是一个分配从不公平到公平的过程。 再次，制度的缺失也不能成为反对“两个反哺”的理由。新农村建设必须首先让农村具备接受“四化”——农业生产的产业化、农产品的市场化、农村人口的教育社会化、农村人口福利的公共化——之能力和条件，所以其本身就体现了一个“生产蛋糕“的过程，即非单纯地将资源和金钱投向农村就能一蹴而就，还包括了制度的建设。由于制度的进步完善本来就是渐进的，不可能预先完全靠理性设计好。既然如此，新农村建设，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就应该同时包含一个“制度反哺”的过程，即逐步建立并完善制度。这一过程中会不断出现新的、适应发展的制度，同时这些新制度也在一天天地变成旧制度，随时都可能出现我们现在不可能预料到的问题。一旦到问题出现那一天，我们依然需要对制度进行改进、完善或又再重新建立另外的制度。针对我国农村的现状，比如说一些家庭因病致贫，因学致贫，还有象社会保障，老人养老，五保户的救助等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这些都需要我们把城市中已经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引入农村才能真正解决问题。因此，新农村建设所体现的城乡之间的良性互动，同时包括农村借鉴城市，逐步建立相关社会制度的过程。 可见，我国的国情决定了新农村建设不能单靠农村自身的力量，必须借助城市的支持。在城市化理论中，有人提出“就地式城市化”的模式，主要包含两种含义：一是农村中心集镇的规模扩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