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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第四域”2行政论文范文大全 探索“第四域” 　　至于第四域能否与国际接轨？首先，这类组织因各国的法律的规范不同而称呼不同，因此不必强求统一。在美国，与基金会和社团组织一起被统称为非营利组织；在英国，被称为“执行机构”，民间办的被称为“志愿机构”；在日本，政府办的被称为“独立行政法人”，民间办的被称为“特定公益法人”（学校法人、社会福利法人等）。第二，由谁举办这类机构并不那么重要。在欧美国家大都由志愿组织兴办，在中国，大都由政府兴办，这与国家的文化传统有关。在社会经济发展和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只要处理好政府与这类机构在规划、融资等公共功能方面的关系，确立提供公共服务的基本运营秩序和规则以及绩效评估方式，中国的这类机构完全可能逐步地由民间承担。个人、企业、志愿组织都可以办。所以，真问题并不在于事业单位由谁办，而是办事业不能像办企业那样，需要找到办公共服务的规则，来解决兼顾公共性和经营性的难题。 　　构建第四域即市场体制下的事业部门，在观念明确之后最紧要的工作是法律建设。笔者以为，为了将事业法人与政府法人、企业法人、社团法人并列为中国四类独立的法人组织形态，首先需要赋予事业法人以新的法律含义。事业法人是兼有公共性与经营性的组织形态。它与政府的区别在于不仅有公共性而且有经营性，是公共服务的操作机构，它可以营利，不应简单地将事业法人机构划做非营利机构；它与企业的区别在于不仅有经营性而且有公共性，不以营利为唯一目的和首要目的，所以不宜作为企业机构；它与社团的区别在于不是个人的简单集合而是专业化、服务类的实业态组织。它的产出不是活动而是可清晰划分的某类公共服务。二是统一考虑事业法人和社团法人的税收减免问题。原则上将税收减免与法人的组织形态相对分开，根据组织活动行为的社会成本与收益的相关计算予以决定。三是将目前政府办的事业法人与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合并为统一的事业法人。 　　三、第四域能否独立存在 　　人们总是在区别中认识事物。关于第四域是否具有独立性的问题，需要在与其他域的区别中加以辨认。辨认的主要原则，是第四域是否具有不同于其他域的独立的关系权力构型和独立的行动逻辑。 　　这一原则来自笔者将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 1930-2002）的场域理论[⑥]、培尔隆（michel peillon）的社会福利场域理论[⑦]与桑德（saunder.h.h ）关系权力理论[⑧]的整合。“域”即为“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社会小世界”，它是由一定的关系体系构成的。关系体系是由行动者的身份、利益、权力、感知与误解、交互作用（包括对抗与合作）等5个方面的关系构型形成的网络。在社会福利的世界中，权力与利益的关系构型往往决定着整个关系体系的特征。所以，从社会政策的视角，既可用权力与利益的关系构型是否不同来观察政府域、市场域和志愿域，同时，又可用这个概念来验别第四域的存在。如果我们可以证明，社会公共服务运营机构及其运营事业具有不同于政府、企业以及志愿部门的权力与利益的关系构型，而且这种构型能够被不断地再生产出来，那我们就可以说，第四域的确可以独立存在。 　　如何鉴别社会福利世界中权力与利益的关系构型呢？笔者根据两位英国学者——大卫。比尔斯，霍华德。格伦内斯特的研究成果提出以下的变量：1、利益相关者即机构由谁以及由什么来驱动；2、正式的组织结构；3、核心的财政及资金来源；4、资源配置原则；5、工作人员类型。[⑨]其中，变量1、2、3、5是两位英国学者提出的，资源配置原则变量和第四域的各对比项是笔者提出的。 　　我试图通过这个简明的列表证明第四域属于一个具有独立关系构型和行动逻辑的独立的领域。 　　第一个变量——利益相关者即机构由谁以及由什么来驱动。在动力机制和价值观方面，第四域与市场域和志愿域的区别很明显，而与政府域的定位接近。如果说，政府的驱动力来自选民尤其是中间选民的选择倾向，那么，第四域即社会公共服务运营领域的驱动力就来自执政的政府的社会政策选择。国际国内的经验都可以证明这一点。例如西方发达国家近20余年的发动公共治理改革，将政府直接管理的许多公共服务项目交由各类社会服务机构运营，服务的权力下放结果造就了公共服务供方的准市场。 　　需要解释的，是志愿域的动力准则被概括为“多种利益相关”。这一条正是两位英国学者的新观点。即志愿域的最大特点，是“利益相关者的模糊性（stakeholder ambiguity ）”。[⑩]所谓模糊，指的是传统意义上的利益相关者，包括所有者、取薪职员、消费者或用户的角色不同于人们的常识。在市场组织或者政府机构中，雇主与雇员、雇员与非雇员、提供者与接受者、领导与下属、董事会成员与职员之间都有明晰的分界线，但是志愿机构里，所有这些类别的人的工作都可能发生重叠。而在志愿机构里，这些都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