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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留温暖在心间 钱之光 　　钱之光（1900年-1994年），浙江诸暨人。大革命初期，在浙江共产党创始人张秋人、宣中华等指引下，积极从事革命活动。192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他先后任八路军和新四军驻武汉、重庆、南京办事处处长。1944年任中共重庆工作委员会委员。1945年抗战胜利后，任中共南方局（后称重庆局）委员，中共南京局委员兼财政委员会副书记，并任南京中共代表团办公厅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轻工业部部长、纺织工业部部长、国务院顾问，中共九届、十届、十一届中央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问：请谈谈“皖南事变”以后，您母亲让出撤退延安名额的故事。 　　答：1941年“皖南事变”以后，国共关系到了濒临破裂的边缘，白色恐怖越来越厉害。大约1月20号，中共中央给南方局发来电报，要求把南方局的同志分期分批撤回延安。这年春天，南方局要撤退一批同志，这批同志中据说有8位女同志都怀孕了，其中就包括叶剑英的夫人吴博以及我妈妈，妈妈当时正怀着我妹妹。当时，不管是工作人员还是家属，回延安都要经过审批，然后才发给护照。本来这批撤退同志的护照都办好了，但就在此时发生了突然事件，咱们有一位女同志的身份暴露了，必须马上撤退。怎么办呢？我父亲就提出，让这位同志顶替我妈妈边爱莲（钱又康系钱之光、边爱莲之女――整理者注）的名字，先撤吧。周伯伯（周恩来）说，边爱莲不是怀孕了吗？周伯伯很犹豫。我爸爸说，如果这位同志不撤走就会有危险，让边爱莲留下来吧。我妈妈也要求把自己留下，并且还很坚定。这样，周伯伯采纳了我爸爸的建议，让那位女同志顶了我妈妈的名字撤退了。 从重庆撤回延安的部分干部合影 　　当时形势很紧张，南方局都在进行革命气节教育，以备万一。由于我妈妈已怀孕，组织上决定让她先撤到医院去。那个医院的条件很差，不幸的是我妈妈被安排在一个猩红热病人住过的病床上，就这样，我妈妈被传染了。一开始就发高烧，到4月1号，我妈妈上午小产生下我妹妹，下午就去世了。从发病到去世仅仅6天。后来我听其他人讲，妈妈去世后爸爸很悲痛，在晾晒妈妈的被褥的时候，他一边晒一边痛哭。我爸爸妈妈感情非常好，爸爸1927年参加革命，后来认识了我外公，把我外公家作为革命活动的一个据点。但我妈妈和我爸爸早就认识。 　　我妈妈去世的时候我只有1岁零1个月，爸爸因为是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大管家”（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处长），工作很忙也很繁重，没有时间照顾我，就把我托给办事处的同志照顾，其中就有副官李泽纯伯伯，后来还有一个唐康（音）阿姨，他们先后照顾过我。李伯伯管办事处的行政工作，要负责买菜等采购工作。每天很早他就要出去，这时，他就把我留在房间，并留下一点儿吃的东西给我。但当我醒来发现屋子里没有人，有些害怕，就会哭起来。屋外的叔叔阿姨听到后，就会进屋把我抱起来。所以，当时我和爸爸虽然都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但实际上没有生活在一起，我主要是叔叔阿姨们代养着。 　　爸爸因为工作特别忙，很难见我一面。有一次，我爸爸想看看我，刘昂妈妈（八路军重庆办事处会计。边爱莲去世后，钱之光与刘昂结婚――整理者注）就来抱我，带我去见爸爸。但因为跟他们很生疏，我不愿意去，在刘昂妈妈怀里挣扎。后来到爸爸那里，爸爸就拿出鸡毛掸子吓唬我，意思就是想看你你还不来，不听话。那次给我的印象非常深。 　　到1946年，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撤了，爸爸就把我送回老家，直到1950年才把我接到北京上小学。也就是说，我10岁开始才真正跟爸爸生活在一起。 　　问：在您的印象中，父亲是个什么样的人？ 1944年5月，（右起）王若飞、董必武、林伯渠、钱之光在重庆红岩村合影 　　答：我爸爸是一个只知道工作，不知道生活的人，他全部精力都放在工作上，非常敬业。另外，他很低调，从不张扬，其实他有很丰富的革命斗争经历。他1927年2月秘密加入共产党;1933年在江西中央苏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国民经济委员会委员兼对外贸易总局局长;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长征;1935年到达延安后，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对外贸易总局局长，解决根据地御寒和物资短缺问题。这期间，爸爸遵照周恩来的指示，突破封锁赶赴西安，在国民党进入前购买大批重要物资;1936年，受中共中央委派，爸爸跟李克农一道作为特别代表赴洛川与张学良、王以哲会谈，达成红军和东北军政治上“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军事上“互不侵犯，各守原防”，经济上“恢复红白区通商”等协议，为周恩来和张学良进一步商谈铺平了道路;新中国成立前，他前往香港迎接民主人士回内地参加新政协准备会议，等等。后来爸爸一直在纺织工业系统做领导工作，重庆红岩村只是他人生中的一部分。爸爸的这些经历，他从来不和我们说。 　　问：可以谈谈您母亲遗骨火化、重新安葬的事吗？ 　　答：从1935年到194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