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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满梨花的记忆 　　上高中的时候，我的家住在靠北山根的平房，人们习惯将那里称做“四排房”，四排房实际并不只有四排，与它平行还另有两排平房，我的家就在这两排中的第二排。散落在这些公家房子周围的都是一些农家小院，然后是田地，种着小麦和油菜，还有洋芋的田地，我们和那些农家都共用一个水龙头。 　　那时的平房，每家都有一个小院，院子里一般都有各住家自己盖起的小房子，各式的院门漆了不同的颜色，院子里有很多人家还养了小狗、小猫，鸡、鸭什么的。 　　推开我们家绿色的院门，水泥漫过的院子十分整洁干净，在院子小小的一角是母亲栽种的蔬菜和大荔花，院子左侧是一株长了好些年的苹果梨树，每年春暖花开的时候，梨树的枝条上就鼓出了好多好多呼之欲出的小苞，前日的傍晚，还是小苞鼓鼓着似乎要飞翔的一般，清晨便全开了，是满眼白色的耀目和艳丽，那千朵万朵停落在枝头的花朵让人目不暇接，微风徐来，仿佛无数白色的蝴蝶在煽动着迎接春天的翅膀，又好像是那冰清玉洁的雪花在一夜之间全部堆积在枝梢，芳香之气也随风沁人心肺。因了这一树动人的美丽和芬芳，时常会有轻盈的蝴蝶和蜜蜂飞来，好不热闹，连不知名的小鸟也会在上面作个短暂的停留。 　　在星期日和风习习的时候，母亲就会搬过家中的方桌，让我们在上面做作业、温习功课，有时正逢休班的父亲会坐在我们的旁边拉二胡，那看似简单的乐器上就会流淌出许多好听的曲子来，会是我们的家乡戏秦腔曲牌，会是《赛马》《江河水》《二泉映月》，也会是我们爱唱的儿童歌曲。母亲就在一旁做些针线活，或是翻看一些旧杂志。这个时候，会有零星的花瓣落下来，轻飘飘的，落在人的肩头、衣裳和头发上，宛如从冬季雪天刚刚走出一般。家养的那只亦是白色的波斯猫这时就会乖巧地轻卧在母亲的脚边，静静地专注地聆听和打瞌睡。 　　梨树几乎是我们全家人的精神寄托，每天我们放学回家都要在树下站一小会儿，仰头看看梨花的盛事，许多花瓣眼看着就要枯萎了。照例是不上学的日子，邀来同班的几个好朋友一起坐在梨树下玩，搬出自己珍藏的《青年文摘》和时下流行的诗集，一起说东说西，说和我们不相干的国际和国内正在举办的一些赛事，说离我们非常遥远的新闻联播里的国际形势，就是不说高考，那是我们那个年纪非常忌讳和不喜欢的名词。一直和我是朋友的父亲若在家，也会坐下来和我们天南地北地聊，高兴时，还会在我的鼓动下给我的同学拉好听的二胡曲子，同学很羡慕我，说他们的父亲不是严肃，就是刻板，没有谁会和孩子一起谈天说地，没有谁会乐器。每当这个时候，我的心里就跟喝了蜜一样，自豪和幸福极了。于是就信誓旦旦说等梨结熟了，一定让他们吃个够。 　　再美丽的花朵也挡不住岁月的侵袭，梨花谢的时节，花瓣零落成泥总会惹起我无端的惆怅和忧伤，十六、七岁的年纪是难以挥去如花一样美丽的哀愁的。有些“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勉强，又有些来自青春少女心中那种情窦初开的感伤，我甚至曾经在春寒料峭的时候，将那满地的落英无数轻轻扫起，如黛玉葬花般将它们埋在菜园的一角，然后对着枝头渐渐长大的叶子怅怅地呆立半晌。 　　不久，就会有指头蛋大小的果子出现，仿佛是一个遥远的希望，给了人足够空间的遐想和期待。不知不觉中，日子飞快地度过，小小的果实也在慢慢地长大，我们依然在树底下追逐阴凉，或做作业、或下棋，或自在欢笑、或无端忧伤。渐渐长大的累累果实压弯了树枝，往往父亲会和弟弟爬上房顶，用棍子和布条将几乎快要折断的枝头给予必要的支撑。 　　金秋十月，是采摘果子的好时光，满树的苹果梨红彤彤的，一口咬下去，脆生生、又甜水份又大，满口生香，与人为善的父母总要将这些好吃的果子左邻右舍地送去，剩下的就一个个仔细放在厨房的瓮中，一直到过年，我们还可以吃上，那几年我们家的日子比较贫寒，很少买水果，苹果梨恰好弥补了这些不足。当然，我没有忘记自己的诺言，那就是带从自家树上产的新鲜的果子给同学们品尝。 　　我们在四排房住了大约六七年，与周围的邻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直到1992年我们搬进了铁路小区的楼房。我备战高考的日子是在平房度过的，没有暖气，家里生的炉子，为了安静，我搬进了父亲自己盖起的小土房子，一张床，一张桌子，屋内哈气成冰，冷如冰窖，夜里棉被上盖着父亲发的劳保大衣，在那里，我度过了两个寒冷的冬天。 　　离开四排房时，我们全家都非常难过。但考虑到生活方便，我们还是搬了，搬到了一栋只有一个单元的顶层――六楼，像鸽子笼一样被这个城市高高地悬起。 　　在没搬走之前，那只美丽的波斯猫在夜里经常招来许多只各种花色的大狸猫，那些猫类就在我们的房顶上争风吃醋，夜夜吵得家人和邻居们难以安睡，加之外祖父来信说老家的老鼠成灾，于是母亲不顾宠爱猫的弟弟反对，执意将我们喂养了好几年的猫带回了乡下老家，波斯猫在乡下并没有发挥人们所想象的作用，也许是离开了熟悉的环境，也许还是在怀恋旧日的温情，自从回去后，它就拒绝吃喝，直至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