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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对话时间：2015年5月 　　对话人及对话整理：叶果 　　一、我不是某个流派 　　叶 果：从您的名字可以看出，您是在杭州出生的，您祖上也是杭州人吗？ 　　李杭育：和“沪生”是一样的道理，你想如果世世代代都生活在这里，怎么会突然有一个孩子叫“杭生”或者“杭育”呢。我老家是山东的，我哥哥和姐姐都在大连出生，只有我是在杭州出生的。 　　叶 果：关于您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可以聊聊吗？ 　　李杭育：我父亲是乳山人，威海市下面的县级市，母亲是蓬莱人，都是胶东。他们俩是在大连结婚的，我爸爸是很早就参加共产党的，抗战胜利之后被调到大连去了，在海关。我妈妈是投奔共产党去的，在海关系统，党组织撮合他们的。我们家从文化的角度来讲，可以说是一步登天。我爷爷是个不识字的文盲，我爸爸只上了三年小学，我妈妈是参加了革命以后接受的教育。我哥哥是名人，著名的文学评论家，李庆西，他也写过小说，但是以评论为主的，已经退休了，退休前在浙江省文艺出版社工作，现在被聘为《书城杂志》的执行编委。 　　叶 果：小时候的您是什么样的状态？学习成绩好吗？ 　　李杭育：说实话，我是没有好好读书的，但我认为我是一个超级聪明的人。我是极轻松地读完初中的，成绩一直是数一数二的。我曾经四门课399分，语文写了个错别字扣掉一分。我当时不是玩，我爸爸在医院里，我妈妈给我买了一个月票，下午放学我就马上去医院听我爸吩咐，要我去买什么，去做什么。那个时候我书包从不带回家的，老师一边在上课，我就一边在做作业。那个时候，我有时候稍微有点懈怠，我妈妈就会哭的，说，“就指望你了，你还这么贪玩，这么不懂事。”前阵子我和我妈妈说，我本来应该十分爱你的，但是现在只能爱八分，另外两分是被你打掉的。我印象中是每天挨打的，我妈加了一句，有时候一天还会挨好几顿。我妈打我呢，有个特点，主要是打给街坊邻居看的，表示出自己不护短。虽然打得不会很重，可是伤自尊啊，那个时代的父母从来不考虑孩子的自尊心的。 　　叶 果：你父母都是经历过文革的人，这对他们和您的影响大吗？ 　　李杭育：爸爸那个时候受批斗，是自己单位的批斗，每天还是能回来的。他从来都不是当权派，所以挨批斗不是第一轮的，文革一开始是没有冲击到他的。后来68年开始清理阶级队伍，说他是富农。他的家庭倒是真的富农，他是家里唯一的儿子。按照中国的传统，他是会继承家业的。但是我爸爸不服的是，这只是理论上这么说说，实际上他年纪轻轻就出去革命了，家都不要了，怎么就成了富农了。我认为我爸爸不是身体原因去世的，是郁闷死的。他是胃癌去世的，在得到“解放”后的半年多就检查出来有胃癌，拖了两年多，去世了。那两年我还在读初中，我哥哥比我大六岁，他69年春天去的黑龙江，那个时候我爸爸正在挨批斗，68年开始挨批斗，被批斗了三年，到71年底才“解放”。我爸爸挨批斗的时间里，我们三个孩子当中，基本上是我在经历。我爸爸挨批斗不到半年，他们就走了嘛。文革的经历对我来说最大的影响就是丧父啊。十来岁，就没有了父亲，成为了家里的顶梁柱。 　　叶 果：可以说说您的知青生活吗？您对知青岁月的最大感受是什么？ 　　李杭育：我看过很多写知青题材的小说，他们生活的地方都比较浪漫，我不是这样的，那时我在萧山。我印象当中就是饥饿，其实我们所在地不是产粮区，是产麻的地方。一天到晚都在寻思到哪能吃到肉。就是要肉，我给你说真话，不用笑，我几乎什么肉都吃过，除了人肉。在我们的知青点，几乎是男女知青各半，几乎每个人都有男女朋友，这都是说说的，和现在的理解不太一样的男女朋友。萧山的农民，我看是全中国最辛苦的。富阳人有句话，“三个富阳人做不过一个萧山人。”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插队的地方土壤很差，是围垦海的盐碱地。就是这种土，萧山人一个人才只有三分地，你不靠勤劳怎么过得下去。萧山人是靠卖榨菜过活的，骑着自行车卖到杭州来也够辛苦的吧？不行，卖到杭州来赚不到几个钱，要卖到上海去，一整天可以多卖两块钱。为了多卖两块钱，早上三点钟出门，跑去上海，当天回来，带个盒饭，里面放点咸菜啊什么的。我在那里插队，你说怎么可能不辛苦。 　　叶 果：您怎么理解“寻根派”？评论家对您的“寻根派作家”的定位，您觉得准吗？ 　　李杭育：我不是某个流派，这是别人来概括我们的。寻根派的意义呢，2013年我曾经写过文章，名叫《我的1984年》，可以从我博客上看到。这是非虚构，像自传一样。这篇文章现在或者将来引用率会很高，包括里面说到的寻根派和当代文学很重要的一个活动叫“杭州会议”，是如何酝酿出来的。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对寻根派的解读是，不要从字面上去理解，那是望文生义。去年一帮作家搞活动，他们在会上还议论了这篇文章。文章里涉及到很多人，到今天为止，也没有一个人跳出来，说我说的不对。 　　叶 果：说起您，很多人的记忆还停留在上个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