携程梁建章：永在“未完成”状态的天才企业家.docVIP

携程梁建章：永在“未完成”状态的天才企业家 　　我和梁建章第一次见面是在前年的第一财经“中国商业领袖奖”颁奖礼上。他得奖，他寥寥几句致辞，他沉默地坐着。我知道他是个天才。1977年，8岁的他尝试用电脑写诗，5年后凭自己开发的程序拿到全国第一届电脑程序设计大赛金奖，初中没毕业就上了复旦大学计算机少年班，一年后考进美国佐治亚理工。 　　当他20岁开始攻读博士学位时，又因为一念之差，觉得“最先进的不是学校而是企业”，就不读了，加入了甲骨文公司在硅谷的总部。1996年到1999年，他回国担任甲骨文中国区咨询总监，1999年辞职，作为主要合伙人创建携程网，2003年在纳斯达克上市。 　　梁建章：在斯坦福拿了博士在北大光华教着书，我以为梁建章就此栖于校园了。没想到三年前他又回到携程，领导了一场向移动端转型的无线革命，并在今年“收下”了成长飞快的“去哪儿”。这样的人，又在上海，秦朔朋友圈不去采访，简直是有眼无珠了。 　　我们来谈谈携程的意义 　　我对梁建章的兴趣不是互联网，是2007年他到斯坦福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后，不断关注中国的人口问题，写了大量文章并借助微博进行社会化传播。我甚至认为，中国全面放开二胎，和梁建章们认真而专业的呼吁不无关系。 　　秦朔：携程是不是你第一个创业项目？梁建章：是的。我是复旦少年班毕业后到美国念硕士，然后到硅谷工作，后来回国，30岁不到创建了“携程旅行网”。秦朔：你刚回国在甲骨文的工作，在北京还是上海？ 　　梁建章：有一阵在北京，有一阵在上海，反正就是来回跑。 　　秦朔：当时一起创业的那几个人，以前就认识吗？ 　　梁建章：先认识季琦，其他人都是同学介绍或者好朋友介绍。有些是计算机竞赛的时候，见过的。 　　秦朔：有一种说法，中国互联网经济的基础应用，BAT（百度、阿里、腾讯）、新浪、搜狐、网易、携程等都是在1999年前后创建的。你们当时怎么想到的携程模式？ 　　梁建章：1999年是创业的热潮。感觉比现在还疯狂。随便写一个商业计划书，就可以拿到几千万资金。不过那时的创业公司，人才也没几个，比较难成功，好像现在坚持下来的都算比较成功的。那时连最保守的人也出来创业。我本来是想去念博士的，后来也跑来创业了。那时也不是“线下转线上”，就是做互联网，美国都有现成的模式，你随便拿一个都能做。 　　秦朔：我看写携程的书，你们一开始的互联网模式遭遇挫折，然后去机场送小卡片，又回到线下。梁建章：我那个时候也写了本书谈互联网，叫《网络社会的崛起》。书中分析了很多模式，结论是旅游肯定是做起来最好的，因为旅游不需要配送、甚至不需要支付，我那时还没有意识到不需要支付。由于传统旅行社普遍落后，我们显得很超前，肯定是互联网公司里电子商务最专业的。2002年我们开始研究上市，其实做的过程中还是碰到很多困难。当年上网的人本身就不多，那就需要打电话，做呼叫中心。呼叫中心那个时候也是高科技，比传统企业服务的技术含量高很多。 　　其实，我认为在营销上，呼叫中心是次要的，我们后来用的是“发函”模式，我们第一个用，而后推广到全国。“发函”对一个早期公司的回报率是相当高的。当时给商务客人发函，而且没有太多对手，一下子就铺开了市场，把竞争对手甩开了。后来也有竞争对手，有七八家，但是综合各个方面，我们的业务还是强一些。我觉得，也不是强很多，强那么一点点，就够了。 　　秦朔：你觉得携程对于整个中国互联网的意义和价值在哪里？ 　　梁建章：应该说是建立了一个服务标准，对整个服务行业起到一个标杆作用。我们连续多年获得服务“呼叫中心”第一名。后来不光有做互联网企业来模仿，银行业、保险业都来复制。 　　秦朔：以前我研究过携程早期的服务案例，服务细节非常规范化。这实际是管理能力，是怎么来的，谁植入的？ 　　梁建章：这实际上跟互联网有一点关系，但也不是关系太密切。主要是系统做得比较好，每一步都有系统做监测。现在看来，这些东西也都蛮简单的。我们任何人跟客户的交流都有监控，时间长短、通话内容都可以抽查。客户的情况记录、话语体系建设，这些是能够标准化的。一线的员工，可以经过较少的培训，达到比较高的水平。有了体系支撑，分工也可以分得比较细。我们当时提出，要把“服务标准化”做到像制造企业的质量管理标准一样。 　　怎么看待学术和创业 　　秦朔：你2006年离开携程，是出于什么机缘去读书？觉得江山已固，还是想追寻自己内心的梦想？ 　　梁建章：那时候觉得没什么对手，也没什么挑战了。应该去做一些有趣的事情，找一些挑战，就去念书。2007年我就到斯坦福念博士。 　　秦朔：斯坦福很难进，它不会是因为你在中国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就把门槛降低了吧？梁建章：这个其他人很难复制，我比较执着。我有少年班的背景，然后年龄也不算太大，读博士那年三十五、六岁，当然比起其他同学，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