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写作也要向赵树理学习.docVIP

散文写作也要向赵树理学习 　　既然大多数批评家认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散文创作比不上小说创作，我也假定这个判断的前提是正确的，于是想从小说中找一找散文创作中可以学习的地方，就首先找到了赵树理，以此用他的小说创作来看看中国散文创作缺少了什么。 　　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写就的《乡土中国》一书中，以社会学的方法，剖析了传统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阐明了其“乡土性”的特点，他说：“乡土社会……是个‘无法’的社会，假如我们把法律限于国家权力所维护的原则，但是‘无法’并不影响这个社会的秩序，因为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而礼却不需要这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护，维护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可以说，“礼治社会”是费孝通先生对于传统中国农村社会的高度概括，所以当一种政治权利突然介入的时候，它必然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于是赵树理的小说在这个时候便凸现出来，他对于传统中国农村社会的表述，深刻地体现了中国基层社会所特有的文化渊源和秩序传统的变化，其成就是有目共睹的。 　　众所周知，中国是个传统的农业社会，乡土文学的写作一直是文学的主要的流派之一，鲁迅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新文学大系》中就有对“乡土文学”的命名，有学者认为，“鲁迅首先创作，到1924年前后蔚然成风的乡土小说是‘五四文学’革命之后最早形成的小说流派之一”（1）。因此在赵树理之前，就有许多作家进行了乡土写实一脉的创作，如茅盾、张天翼、吴组缃、丁玲、沙汀、艾芜等人，已经从一般的乡村苦难的叙写演变成对乡土的社会阶级分析与政治批判，从而构成了乡土小说的一翼了。到了40年代，解放区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等则是比较成熟而完备的“农村题材小说”了，它们直接开启了当代文学“十七年”时期作家们的乡村叙事，而且事实上赵树理、丁玲、周立波等的“农村题材小说”创作也一直延续到了当代。 　　对于赵树理而言，对他产生重大影响的是自40年代中后期以来在解放区乃至全国逐步普遍开展起来的土地改革运动。他的作品也由此细致而深刻地写出了在土改运动中牢固的宗法关系如何被阶级关系所拆散，以及农民摆脱宗法关系和人伦情感的缠绕，获取阶级身份的过程。一般认为，“乡土世界的社会关系是在血缘和地缘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人伦关系。血缘――亲属――人伦构成了乡土中国的社会关系网络和一整套调节其成员彼此关系的纲常伦理秩序；依靠这一套秩序所形成的社会结构，也就是所谓的宗法制社会。”（2）但20世纪40年代巨大的社会变化必然从不同侧面不断瓦解着乡土世界原有的自在性、自然性和完整性。在这一过程中，先前的社会结构、生活结构，大部分已被摧毁或被削弱了，代之以非人格化全民性统一性规范性的秩序，这种进入事实上导致了农村的蜕变。而这种“蜕变”在农村题材小说中主要体现在阶级关系对于血缘、地缘人伦的冲击以至遮蔽。于是在这个意义上说，赵树理的小说的价值就显现出来了。在他的作品里，已经看不到多少“乡土”特有的宗法关系和人伦情感，日常生活场景也明显让位于阶级斗争场景，小说从工作队进村、调查研究、组织队伍、发动群众开始，相继写了斗地主、分土地、挖浮财，始终以饱满充实的情节组织，雄浑而有力度地展现了伴随着土改而来的中国农村社会变革的大风暴。在描写新天地、新思想、新感情、新人物上，赵树理确实有敏锐的洞察力，在文学大众化上，赵树理也确实取得了里程碑式的成就。赵树理在小说艺术的民族化、群众化方面，做出了重大的历史性贡献。他在人物塑造、情节结构和语言驾驭上，都开辟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赵树理的风格，就是民族的、大众的风格。他所创造的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小说民族形式，开辟了新文学发展的新生面，反映了“农民的真实状态”。而且赵树理对农村生活的日常化处理，采取了“乡土”化处理的运作方式。他的写作是代表了一种对于乡村小说叙事的转变，体现了从写家族、写家庭到写阶级的演变过程，由此也可以从中把握出由“乡土”到“农村”的社会关系演变。 　　赵树理自己一贯以来的创作的风格和反映的内容，是与毛泽东在1943年10月19日的《解放日报》上正式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相契合的，于是他立即成为这种思想和实践的代表，他是积极实践《讲话》的主要作家，也是代表性的作家，他的小说模式具有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他采用的是适合中国大众的审美习惯，欣赏趣味，能为大多数中国人所接受的艺术形式，可以说，内容上的干预生活，艺术上的本土风味，构成了赵树理小说模式的经纬之网。他从太行西麓的长治农村现实出发写出了《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传家宝》《李家庄的变迁》等中短篇小说，成为鲁迅之后最了解农民，也最善于表现农民精神面貌、心理状态和走向新生活这一历史趋向的作家，他用自己的作品表现了中国农村变革，塑造了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