暧昧的日本的我.docVIP

暧昧的日本的我 　　1994年12月7日，大江健三郎在斯德哥尔摩瑞典皇家文学院发表了题为“我在暧昧的日本”（直译应为《暧昧的日本的我》。因受奖辞中多处借此标题进行对比说明，为便于理解，除标题外，其他各处均直译为“暧昧的日本的我”）的演讲，比较全面、系统地论述了自己的文艺理念和文学主张。 　　大江说，第一个站在这里的日语作家川端康成，曾在此发表过题为《美丽的日本的我》的讲演。这一讲演极为美丽，同时也极为暧昧。这里使用的英语单词vague，即相当于日语中“暧昧的”这一形容词。川端或许有意识地选择了“暧昧”，并且预先用讲演的标题来进行提示。这是通过日语中“美丽的日本的”里“的”这个助词的功能来体现的。以“暧昧”这个词为起点，大江的受奖辞着力描述了自己所生存的世界《日本》的文化处境和自己独特的文学观的关联。 　　“倘若可能，为了我国的文明，为了不是因为文学和哲学，而是通过电子工程学和汽车生产工艺学而为世界所知的我国的文明，我希望能够起到叶芝的作用。在并不遥远的过去，那种破坏性的盲信，曾践踏了国内和周边国家的人民的理智。而我，则是拥有这种历史的国家的一位国民。” 　　“作为生活于现在这种时代的人，作为被这样的历史打上痛苦烙印的回忆者，我无法和川端一同喊出‘美丽的日本的我’。刚才，在谈论川端的暧昧时，我使用了vague这一英语单词，现在我仍然要遵从英语圈的大诗人凯思琳?雷恩所下的定义――‘是ambiguous，而不是vague’，希望把日语中相同的暧昧译成ambiguous。因为，在谈论到自己时，我只能用‘暧昧的日本的我’来表达。” 　　受奖辞认为，日本现在仍然持续着开国一百二十年以来的现代化进程，正从根本上被置于暧昧（ambiguity）的两极之间。而大江自己，身为被刻上子伤口般深深印痕的小说家，就生活在这种暧昧之中。 　　把国家和国人撕裂开来的这种强大而又锐利的暧昧，正在日本和日本人之间以多种形式表面化。日本的现代化，被定性为一味地向西欧模仿。然而，日本却位于亚洲，日本人也在坚定、持续地守护着传统文化。暧昧的进程，使得日本在亚洲扮演了侵略者的角色。而面向西欧全方位开放的现代日本文化，却并没有因此而得到西欧的理解，或者至少可以说，理解被滞后了，遗留下了阴暗的一面。在亚洲，不仅在政治方面，就是在社会和文化方面，日本也越发处于孤立的境地。 　　就日本现代文学而言，那些最为自觉和诚实的“战后文学者”，即在那场大战后背负着战争创伤、同时也在渴望新生的作家群，力图填平与西欧先进国家以及非洲和拉丁美洲诸国间的深深沟壑。而在亚洲地区，他们则对日本军队的非人行为做了痛苦的赎罪，并以此为基础，从内心深处祈求和解。大江则志愿站在了表现出这种姿态的作家们的行列的最末尾，直至今日。 　　现代日本无论作为国家或是个人的现状，都孕育着双重性。以大约五十年前的战败为契机，正如“战后文学者”作为当事人所表现出来的那样，日本和日本人在极其悲惨和痛苦的境况中又重新出发了。支撑着日本人走向新生的，是民主主义和放弃战争的誓言，这也是新的日本人最根本的道德观念。然而，蕴涵着这种道德观念的个人和社会，却并不是纯洁和清白的。作为曾践踏了亚洲的侵略者，他们染上了历史的污垢。而且，遭受了人类第一次核攻击的广岛和长崎的那些死者们，那些染上了放射病的幸存者们，那些从父母处遗传了这种放射病的第二代的患者们（除了日本人，还包括众多以朝鲜语为母语的不幸者），也在不断地审视着我们的道德观念。 　　西欧有着悠久传统――对那些拒绝服兵役者，人们会在良心上持宽容的态度。在那里，这种放弃战争的选择，难道不正是一种最容易理解的思想吗？如果把这种放弃战争的誓言从日本国的宪法中删去――为达到这一目的的策动，在国内时有发生，其中不乏试图利用国际上的所谓外来压力的策动――无疑将是对亚洲和广岛、长崎的牺牲者们最彻底的背叛。身为小说家，大江不得不想象，在这之后，还会接二连三地发生何种残忍的新的背叛。 　　支撑着现有宪法的市民感情超越了民主主义原理，把绝对价值置于更高的位置。在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民主主义宪法下，与其说这种情感值得感怀，不如说它更为现实地存续了下来。假如日本人再次将另一种原理制度化，用以取代战后重新生发的道德规范，那么，我们为在崩溃了的现代化废墟上建立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性而进行的祈祷，也就只能变得徒劳无益了。 　　另一方面，日本经济的极其繁荣――尽管从世界经济的构想和环境保护的角度考虑，这种繁荣正孕育着种种危险的胎芽――使得日本人在近、现代化进程中培育出的慢性病一般的暧昧急剧膨胀，并呈现出更加新异的形态。关于这一点，国际间的批评之眼所看到的，远比我们在国内所感觉到的更为清晰。如同在战后忍受着赤贫，没有失去走向复兴的希望那样，日本人现在正从异常的繁荣下竭力挺起身子，忍受着对前途的巨大担忧，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