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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韩俄三国货币自由化进程实证分析 【原文出处】广东商学院学报 【原刊地名】广州 【原刊期号】200201 【分 类 号】F62 【分 类 名】金融与保险 【复印期号】200205 【 标 题】日韩俄三国货币自由化进程实证分析 【 作 者】苏亮瑜 【作者简介】苏亮瑜 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 【摘 要 题】国际金融 【 正 文】 　　近几十年以来，随着美国经济学家R.I.麦金农的“金融压制理论”和E.S.萧的“金融深化理论”的发表，他们所提出的“落后的金融条件会严重阻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而政府的强制规定以及压抑政策又束缚了金融业的发展”这一观点被广泛接受下来，许多国家开始着手利率、汇率机制的改革，尤其是在对外经济交往上，放松甚至放弃了从经常项目到资本项目下外汇流动的管理，也就是推进所谓“货币自由化”进程。然而巨额资本的流动是一把双刃的刀，它在为国家经济建设提供大量资本的同时，又为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了伏笔。综观墨西哥金融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都不乏货币兑换管制改革失当的诱因。因此，货币自由兑换管理改革成败的关键是：政府在什么样的经济条件下采取何种开放方式才能有效降低体制变动对国际收支造成的冲击，既能充分达到吸引外资的目的，又不至于引发严重的支付危机。在这里．笔者选取日本、韩国、俄罗斯三个有代表性的国家，从改革经济背景、改革进行的方式以及后果等方面来分析各种方案的利弊。 　　 一、货币自由化改革的经济背景 　　1964年日本放开经常项目下自由兑换标志着其货币兑换管理制度向自由化过度的开始。韩国于1988年接受了IMF规定的第八条条款，在1993年宣布到1997年分三步完成金融、资本市场和外汇市场的自由化。俄罗斯则在1992年基本上放弃了对外汇进出的管理。从经济背景来看，日本无疑是三个国家中改制条件最好的。如图1、图2所示，经常项目到资本项目放开期间（1964年～1980年）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经济增长率年平均高达8.2%，国际收支长期保持顺差。经常项目出超总计达642.8亿美元，并且不断对外输出资本。1980年日本实现国际收支顺差50.3亿美元，国际投资总额达1596.5亿美元，经常项目虽然存在107.5亿美元的逆差，但与CDP比值仅为1.01%，政府赤字为744.1亿美元，与CDP比值为7.02%，政府对外债务为27.38亿美元，与外汇储备的比值为11.1%。同时国家外汇储备增加到246亿美元，足够支撑8.4个月的外贸进口。这使得日本在实施货币自由化进程中处于十分有利的位置。相比之下，韩国实行自由兑换改革之初的经济形势也不逊色太多。在放开经常项目的前两年，CDP增长分别为11.6%、11.5%，1988年仍达11.3%。国际收支也持续保持了顺差的势态，1988年为93亿美元，经常项目为顺差145.4亿美元，与GDP比值为7.98%。当年政府盈余为27.4亿美元，政府对外债务81.6亿美元，占GDP的4.48%，与外汇储备的比值为66.37%，外汇储备为123亿美元，支持进口时间为2.7个月。从韩国的情况来看，除了对外举债率稍高之外，整体的国际收支形势还是良好的。俄罗斯的经济形势当时是十分严峻的，1992年（即前苏联解体后的第二年），由于政治、经济体制的急剧变化，经济处于大衰退当中，当年的CDP增长为-14.5%，而通货膨胀则高达1790%，国际收支状况为逆差12亿美元，经常项目逆差与CDP比值为1.5%，国家对外总负债高达774.03亿美元，占CDP的20.5%。其中短期债务就高达129.3亿美元。而外汇储备则几乎没有[1]。 　　附图 　　（图1） 　　附图 　　（图2）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年鉴》1998年 　　 二、货币自由化改革的进程 　　从货币兑换管制放开的方式来看，日本采取的是稳妥合理的渐进式改革方案，改革步骤进行得有条不紊。而韩国就表现得有些急功近利，改革步伐略显仓促。俄罗斯进行的则是一步到位的“休克疗法”，期冀通过一劳永逸的方式实现资本流动自由化。 　　日本于1964年正式成为IMF第八条款国家，并在同年4月加入OECD组织时同意执行该机构的“非贸易交易自由化协定”和“资本自由化协定”，实现资本交易自由化。而事实上日本仍在当时执行《外汇与外贸管理法》（1949年制定）、《外资法》（1950年制定），原则上禁止外汇资本交易。1967年日本政府开始在直接投资领域实现部分资本交易自由化，并逐渐放宽外商进入的投资领域和公司控股的比例。其后日本又几次修改对内直接投资自由化政策，在1973年才达到OECD组织所规定的直接投资的要求，但直接投资的范围仍然被严格限定在按规定购买企业股票、债券、或者以合资、独资等方式建立对企业控制权的范围内，并非资本市场全面开放条件下的资本自由交易。比如在资本项目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