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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关合同效力问题 《通则》规定了自始不能、错误、欺诈、胁迫、重大失衡等导致合同无效的条件。(1)《通则》规定，自始不能并不影响合同的效力。这与大陆法系传统的理论大相径庭。大陆法一般认为，当事人自始不能履行合同，合同即自始无效。根据《通则》的解释，即使与合同相关的财产在合同订立时已经灭失，合同仍然有效，自始履行不能与合同订立后发生的履行不能其结果是一样的。当事人因一方(或甚至是双方)不能履行而产生的权利和义务根据有关不履行的规则确定。根据这些规则可以追究相应的责任，譬如因债权人(或债务人)在订立合同时就已经知道履行不能而产生的法律责任。即使某项履行不能是由于法律禁止(如出口或进口禁令)，则合同的效力取决于该禁止性规定的意图，是究竟想使合同无效还是仅想禁止合同的履行。如果是后者，还是应当肯定合同是有效的。这种规定显然更加科学合理，更能适应复杂多变的国际商事交易实际。(2)对因欺诈、胁迫、重大失衡、错误等原因而导致的合同无效，《通则》区分因当事人实施的上述行为和由第三人实施的上述行为。对前者，对方当事人有权宣告合同无效无疑;而对后者，《通则》又区分为应由一方当事人负责的第三人的行为和不应由一方当事人负责的第三人的行为。对前一种一方当事人应负责的第三人的行为，视为应负责的当事人的行为，另一方当事人有权宜告合同无效。而对不应由当事人负责的第三人的行为，只在两种情况下对方当事人有权宣告合同无效:其一，该当事人知道或理应知 .道此欺诈、胁迫或重大失衡的情形;其二，对方当事人尚未依照对该合同的信赖而行事。我国合同法规定了采用欺诈、胁迫手段订立的且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是无效合同，未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以欺诈、胁迫手段订立的合同，重大误解和显失公平的合同，是可变更或可撤销的合同。两相比较，可以说我国合同法有自己的特色，但不如《通则》的规定更全面、具体。对因错误(相当于我国合同法的重大误解)而导致的合同无效，我国合同法也不如《通则》规定得具体，按《通则》的规定，并非重大误解都可导致合同无效。要求合同无效的错误方不仅要求其错误“重大”，而且要求对方当事人也发生这种误解或造成了这种误解，或对方当事人知道或理应知道一方当事人发生错误而不告知，同时，对方当事人尚未依其对合同的信赖行事。只有在上述情况下，错误方当事人才有权宜告合同无效。不仅如此，《通则》还限定，发生错误的一方当事人如果是由于其自身的重大过失所造成，如根据实际情况，本来已经设想到可能发生错误的风险而未加防范，则丧失宣告合同无效的权利。上述规定类似我国《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关于重大误解的界定，但更加具体，值得我们借鉴。 第一章合同的效力若干问题 《合同法》在第三章“合同的效力”规定了合同分为有效合同、无效合同、可撤销合和效力待定合同四种类型。与《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和《技术合同法》相比较，《合同法》在认定合同效力的问题上，逐渐趋向于尊重当事人的意思，维护交易安全和提高经济效率。在合同无效的确认上也逐渐从严掌握，缩小范围，①并增加规定了效力待定合同和可撤销合同两种类型合同。这一变化在《合同法》制定之前，最高人民法院所作的司法解释及各种审判工作会议中已经得到了体现。例如，最高人民法院于1993年5月6日发布的 《全国经济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中称:在市场经济中，合同的纽带作用更加重要，人民法院在审判经济合同纠纷案件时，要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当事人在合同中的约定只要不违反法律规定，不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对当事人各方即具有约束力，人民法院应根据合同的约定判定当事人各方的权利义务。合同约定仅一般地违反行政管理性规定的，例如一般地超范围经营、违反经营方式等，而不是违反专营、专卖及法律禁止性规定，合同标的物也不属于限制流通的物品的，可按照违反有关行政管理规定进行处理，而不因此确认合同无效。对当事人意思表示不真实，只有当事人提出，人民法院才进行审查，并确认合同是否有效或应当予以撤销。迄《纪要》中的这一内容非常鲜明的体现了市场经济体制下合同应当尊重当事人意思表示的精神，是我国司法机构在审判思想上的重大突破。《合同法》在总结上述变化的成果下，对合同的效力认定作了较为明确的规定。但是，对合同订立时自始履行不能的定性问题、效力待定合同中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问题以及当事人是否享有和丧失宣告合同无效的权利问题，与《通则》相比较，尚有不足和需要完善之处。笔者认为，合同订立时自始履行不能和无权处分行为的合同应认定为有效合同，而不能轻易地认定为无效合同或效力待定合同;在对合同的处分上，可赋予当事人宣告合同无效的权利，但对其享有该权利的同时，应规定当事人丧失宣告合同无效权利的条件。本章就这三个问题作详细阐述。 一、关于合同订立时自始履行不能效力问题 合同一方以欺诈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