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窥曹丕“经国大业”辞赋观之内涵及成因.docVIP

管窥曹丕“经国大业”辞赋观之内涵及成因 　　摘 要：曹丕作为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本文由《典论?论文》一文入手，解构了他辞赋观的深层内涵，从文学批评的角度分析了“盖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含义，即文学创作应当体现人生理想、成就伟业，流传后世。文章最后还从个人、时代、文学三个角度对此种辞赋观的成因进行全面解读。 　　关键词：建安文学;曹丕;辞赋观;“经国大业”;成因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5）-21-0-01 　　曹丕是汉魏时期重要的文学理论批评家，《昭明文选》作为现存的最早一部汉族诗文总集选录了《与吴质书》以及《典论?论文》，其中曹丕对自己的文学思想理论进行了充分阐释，而尤以《典论?论文》为是魏晋时期文学理论的发轫之作。在论述中，曹丕对于文学的价值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盖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 　　曹丕在《与王朗书》云： “生有七尺之形，死惟一棺之土。惟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若著篇籍。……故论撰所著《典论》、诗赋，盖百余篇。”《典论?论文》中写道： “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 融等已逝，唯干著《论》，成一家之言。” 　　由此可见，对于曹丕而言，文章的最基本的功用是应当能使作者名垂千史、流芳百世。在曹丕眼里，就算时光流逝，生命终结，但“一家之言”却应当流芳百世。 　　谈其成因，首先，从创作主体的角度分析，曹丕在文学创作上可谓是才高八斗的， 陈寿说“天资文藻， 下笔成章， 博闻疆识， 才艺兼该”。钟嵘《诗品》中把他列为中品也是很好的例子。他还在《三国志?魏志?陈思王传中》说“文帝御之以术， 矫情自饰， 宫人左右， 并为之说， 故遂定为嗣”也证明曹丕还善于运用权术。作为文人骚客中的一员，同时又作为一个善用权术、长袖善舞的统治者， 他能认识到文章的作用也是意料之中的。 　　另外，曹丕自幼随父戎马一生，金戈铁马，所闻所见，感慨于怀，人的掌控力太小而“未若文章之无穷”，因此，撰写诗文来寄托自己的壮志，使得“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让自己流芳百世。 　　值得一提的是，他写这篇《典论》， 也是有其政治目的的，曹丕当时刚当继位不久，在这个节骨眼上，稳固政局则显得尤为重要。所以，综合考虑其动机，《典论》这篇文章的诞生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化解文人的怨恨情结， 诱导文人安心文章， 消除文人干政抱负， 以期巩固曹魏政权”。从文本的角度来讲，“文章经国之大业， 不朽之盛事”之后， 接着就说“古之作者， 寄身于翰墨， 见意于篇籍， 不假良史之辞， 不托飞驰之势” 这显而易见就是在洗脑劝诫文人们，提醒他们只要专注于文章就可以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曹丕与吴质的信函中，他只称赞了徐干一个人， 说他“独怀文抱质， 恬淡寡欲， 有箕山之志， 可谓彬彬君子矣。” 曹丕以这种“恬淡寡欲”之人为文人的典范也可以看出他深层次的政治意图。 　　其次，在“汉末士流，已重品目，声名成毁，决于片言”的情况下，任何野心家在形成一定权势地位后，都特别重视文学文章作为舆论工具的重要作用。加之光和元年汉灵帝和宦官为了排斥士族，设立鸿都门学。“其诸生皆救抄郡之公举辟召，或出为刺史、太守，人为尚书、侍中，乃有封侯赐爵者”，由此而形成一股新兴的社会势力。在曹丕眼中，文士不应当仅仅是应和酬唱的友人，更应该是草檄作颂、纪事铭功的僚属，乃至出谋划策、运筹帷幄而决胜千里的智囊。 　　因此，这种受其父亲曹操的耳濡目染，以及环境的客观需要都对曹丕产生着巨大影响。加之在社会中的亲身体验更使得他深刻认识到了文学的重要作用，才使得把文学提到前所未有的地位成为可能。 　　最后，从文学的角度来解释，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相当特殊，对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民族心理而言，先后出现的政权的割据和领土的分治，无疑是一个很黑暗、不光彩的阶段。与此同时，儒家思想失去了在思想上的统治地位，这就使得个人的价值开始得到肯定。 　　时局的动荡不安又造成了个体对于生与死，存与亡的大面积反思。《与王朗书》中曹丕曾云：“生有七尺之形，死惟一棺之土。”其《与吴质书》又说：“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谓百年己分，可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曹丕追念故人，催人泪下，生死之间，众生平等。 　　由此看出，建安时期生命意识普遍自觉而强烈，被转化为改变社会时代的无穷动力，救民于水火之中是他们普遍的共鸣。不论是《典论?论文》里的“盖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还是《与王朗书》中的“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