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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传与公传：一九七九（三） 　　不想看见受惊吓的灵魂 　　第七十八届奥斯卡奖颁奖那天，我认真地坐在家里的电视机前，观看获奖者在事业巅峰的表情，听他们和她们精彩的致辞。如果我不说起这件事，你是否知道，像那一天的几亿观众一样，我也是一个快乐不多的人，愿意分享或偷享人类所有成员、尤其是优秀成员的快乐？ 　　如果再有能启示我的一两句话，那天晚上就更快乐了。 　　事实上也是这样，一位获奖先生的话让我深受感动。他简短地说：我们的电影艺术，不是一面镜子，而是一把锤子;不是去反映这个世界，而是去塑造这个世界。 　　按照他的说法，搞电影的人喜欢光着膀子挥汗如雨，身边有呼哒作响的牛皮风箱，面前有毕剥燃烧的焦炭火炉，这情景与我小时候在乡下铁匠铺看到的十分相似。按照他的说法，搞电影的人把很大的世界切下来一块，在炉火里烧红了再放到砧铁上去，挥动锤子一下一下敲着，直到敲出心满意足的形状来，比如犁铧，比如长剑，比如镣铐，比如其他。 　　在我被他的说法感动，眼前有一尺多长的橘红色火苗欢腾飞舞之后，我觉得把锤子与世界链接起来是个很好的意象，很好的譬喻，然后又觉得对这种链接已经熟悉。以前在哪里见过这种链接？ 　　想起了尼采。他有一本书叫《偶像的黄昏――怎样用锤子进行哲学阐述》，在那里，尼采把自己的叛逆化作一把锤子，尽情敲打他认为早已经变得陈旧的真理。例如他认为，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都患有腐朽症，对古希腊文化和现实生活起着消极的作用，他还对德意志精神、基督教和社会主义进行抨击，认为当代人们愚行的根源在于本能的退化。 　　就说电影吧，能像锤子那样塑造世界的电影不多，有的人可能一部也没有看过，幸运的是，我很快就想起来一部，艾伦?派克的电影，《迷墙》。 　　并且，电影里还真出现了锤子，不是一个，是一大批，占据了很长一段影片播放的时间。我看到的是一个关于锤子的逼人心魄的比喻，锤柄的黑色下部成了皮靴，红色上部成了军裤，两支锤子的交叉摆动成了士兵列队阅兵的夸张动作，上面银灰色的锤头自然成了士兵的头和身体。在阴云密布的天空背景下，一排、一排、又是一排的锤子，咚咚行进在黑暗大地，让所有对当年德国法西斯军队尚有记忆的欧洲人感到巨大的痛苦的压迫。 　　我没有生在当年，我也不是欧洲人，可是我仍然感到一种痛苦，紧压我的肺部，喘不过气来。我想我受到的挤压，可能超过了整体上的欧洲人。“二战”打了六年多，战后大多数欧洲人回到正常生活，而我在许多个六年里，感到了那不同于战争的挤压感，来自四面八方。 　　1979年，在我的眼里，在许多方面称得上伟大。 　　举个例子，1979年是平克?弗洛伊德乐队的《The Wall》诞生之年。 　　有伟大就有渺小。那年我二十四岁，竟然没有听过《The Wall》那样的摇滚乐，以及其他摇滚乐或任何正常的音乐。现在，我有了一点关于中国摇滚乐史的知识，比如那年中国大陆的崔健才开始读中学，香港一名摇滚前辈刚出了一张唱片，他们距离摇滚乐还有一段岁月。至于台湾，那个逃亡到海岛的前朝，正忙着快速而健康的经济建设，顾不上叫作摇滚乐的什么东西。 　　这张英国摇滚的双唱片，总长一个半小时，描述了一名歌手从孩童起的经历：父亲阵亡于“二战”，他在单亲家庭长大，留下永久的创痛，受到摧残个性的教育，遭遇虚妄和凶险的爱情，个人同外界间筑起了一座高墙，无法交流，痛苦不堪。这个虚构的歌手，带有平克?弗洛伊德乐队两名成员自传的影子，并且像他们一样，在痛苦和压迫中生活，二三十岁时已经变得很老很沧桑，心都死了。 　　平克?弗洛伊德横行于世界摇滚乐坛三十多年，视听效果在许多年后仍很难超越。《The Wall》就能证明这一点，包括歌曲起始处情绪化的独白、两首歌之间直升机螺旋桨似的轰鸣、近距离的枪声、女性的和声等等，他们的创举实在太多了。 　　在《The Wall》发行前后的巡演中，它成了一部带有摇滚力量的歌剧，或者一部关于二十世纪生存的史诗，或者在以后世纪如何生存的预言式的宏大作品。 　　平克?弗洛伊德乐队在每场的舞台上都搭建一堵高墙，然后在演出的最后一刻，在观众起身呐喊的声浪中，把它推倒。 　　派克在他三十八岁那年，把这部音乐专辑拍成了电影，也拍成了一部电影界和艺术界的“圣经”。 　　与绝大部分电影导演的经历不一样，派克在当导演前拍摄制作了六百多条广告片，这用去了他中学毕业后的六年时光。当电影导演之前，学会了在三十秒时间里，牢牢抓住观众的注意力，鼓动他们的心理需求，扭转他们的审美取向。 　　也就是说，如果我把派克的《迷墙》看成一部九十多分钟的广告片，至少可以帮助我理解，它的影响力为何那么强大，为何能在人的心灵底部产生震撼。 　　比如，像前面说到的一排排锤子列队前进的画面，还有许多。 　　主人公躺在婴儿车里，身边一只白色鸽子飞到天空，忽然切换到动画，白鸽变成黑色凶鹰，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