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废旧学,儒学条反而在新学堂更加普及.docVIP

辛亥革命终结了满清，却未阻断中国现代化的步伐，也未能解决这一进程中遇到的问题。百年之际，我们挑选了十几个关键词，将它投射回1911年的中国，希望能够藉此拉近历史的时空距离，看一看100年前这个国家在为什么样的事情焦虑、困惑，继而努力改变它。[详细] 废旧学，儒学教条反而在新学堂更加普及 湘军骨干多为儒生出身 据罗尔纲在《湘军兵志》中对182名湘军将领身份的考证，获得过进士、举人、生员功名的就达104人，除去3人的出身待考外，书生占湘军将领的58％。其重要统领和幕僚基本上是儒生出身，不少人在学术界还颇负盛名，可以说，湘军的骨干力量都是有功名的绅士。 当太平军在三江两湖纵横驰骋，清廷的江山摇摇欲坠之际，曾国藩建立了一支“儒生帅乡农”的全新武装——湘军，这支军队的各级将领，除了个别例外，大多数是举人、监生、贡生、低级候补官吏等中下阶层儒生，后来崛起的淮军、楚军，也都是以这种“儒生帅乡农”模式建立起来的。可以说，儒生们出于捍卫儒家地位、儒学道德人伦而发起的绝地反击，是清朝起死回生、反败为胜的关键。那么，何以仅过了60年，曾经迸发出无穷战斗力——或曾国藩所云“忠义血性”的儒生们，竟一下消失无踪？革命军兴，清廷所最能倚靠的，是由旧军改编、流品混杂的巡防营、江防营，而大批穿着学生服的书生，却吟咏着《革命军》、《警世钟》，义无反顾地向清廷射出自己的一枪？ 事实上，那些功成名就之士，或称“高级儒生”，仍然大多站在清廷一边。辛亥时已去世的儒学名臣、出则封疆大吏，入则部堂台阁的张之洞，在去世前10年潜心研究“儒学救国”、“保国保种”之术，提出著名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主张体例、章程尽管现代化，但君臣父子、忠孝节义等儒家纲常却绝不能变，说的也还是儒学。早已因戊戌变法失败被排挤出清朝政治中心的康有为，则一如既往地固守“新派儒学宗师”的阵地，不但继续阐发《孔子改制考》、《孔子伪经考》中那些所谓“新发现”的“儒家学说”，将“康学”大力丸包裹上“儒学”的糖衣到处兜售，而且试图以西方教会的形势，把儒学真正改造成“儒教”，虽然“孔教会”直到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10月7日才成立，但“以孔子诞辰为纪年”、“尊孔教为国教”等主张，却早在辛亥前、甚至戊戌变法前便已喊得山响。[详细] 一些论者以为，清末大办新式学堂，废除旧学，导致民间对儒学典籍、教条陌生，是辛亥革命期间儒家不能再度力挽狂澜的奥妙所在，他们举出的例子，是1902年“教改”前夕，中国只有新派学生6912人，而辛亥当年则有新式学堂约52500所，新派学生逾160万人。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事实上，废旧学、兴新学，并未导致儒学的曲高和寡，相反，儒学教育的覆盖面甚至比此前更高。[详细]1902年公布的《钦定学堂章程》规定，蒙学堂（学前班）四年，要通习《四书集注》，全部学时中，约1/3为“读经”和“修身”，而“修身”的内容为“教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敬长尊师、忠君爱国”，完全是儒家的道德规范。不仅如此，1906年颁布的官方教育宗旨，一共两类、五条，其中第一类“忠君”、“尊孔”是典型的儒家条文，第二类“尚公”、“尚武”、“尚实”虽有新学气息，却也依然能从儒学经典中找到依据，正如清廷官方所阐述的，兴办新学堂的目的，是培养更多谙熟儒家道德规范，并因此激发出忠君保国“血性”的“爱国者”，而不是培养儒学的掘墓人——在他们看来，那不啻培养自己的掘墓人。由于新学校十分普及，受教育人数大增，加上民间以传统儒学教育为内容的私塾依然存在。不仅学校教育如此，在当时的官办、官商合办企业里也有“修身”教育，正在全国大办的新军，同样规定了“读经”和“修身”的课程。可以说，清末的教育改革，事实上让儒学知识在民间和社会更加普及，而非相反。[详细] 废科举，断了儒生改变命运的唯一路径 钦定学堂章程 1902年公布的《钦定学堂章程》规定，初小每周课时30小时，其中修身2小时，读经12小时，占了差不多一半；甚至规定，5年初小必须读完儒家典籍“十万零一千八百字”；高小课程每周36小时，其中修身2小时、读经14小时，也占了44.4%；中学堂（初中）要求每周修身、读经、温经9.5小时；高等学堂（高中）设立“人伦道德”和“经学大义”两门儒学科目必修课，每周3小时。从学前班到大学门槛前，中国学生仍然将大量时间用于儒学学习。 既然如此，何以咸同年间的湘军、淮军可以“儒生帅乡农”，起来挽救清廷，而辛亥时如此普及的儒学，却无力挽回历史的宿命？甚至，湘军的故乡湖南，成了最早响应武昌起义、最早派出援鄂军队的省份，淮军的故乡安徽，不但革命军风起云涌，甚至连巡抚大人都当了革命军的都督？首先，意欲“正本源、壹人心”的儒学，到了清末，自身就不那么“壹”，而是四分五裂，各说各的一套。正统派里，既有主张“参用西法”的陈宝琛，也有主张守旧的叶德辉；主张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