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儒学与日本现代化的复杂关联摘要.doc

中国儒学与日本现代化的复杂关联 徐水生 【摘 要】对于中国儒学与日本现代化之间的关系，中外研究者形成了否定与肯定观点的对立;然而，这并非是“儒学阻碍了日本现代化的发展”或者“儒学促进了日本现代化的发展”之类的结论所能简单概括的。它呈现出的是立体多维和颇为复杂的景象：其一，在明治初期，儒学成了“欧风美雨”猛烈冲击的对象;儒家的君臣论，儒家学问观的缺陷，儒家的愚孝观，都成为日本启蒙思想家严厉批判的靶子，对全社会起到了思想解放的作用。其二，由于自由民权运动发起者宣传的“天赋人权”、“社会契约”等思想对当时的日本国民产生了很大影响，对天皇专制统治构成巨大威胁，明治政府随后改变了此前“政府声明”中否定儒学的态度，将儒学的“忠孝”思想与天皇专制主义相结合，使儒学成了日本近代政治体制的理论基础之一。其三，日本思想家最初关于知识的思想框架和内容是由儒学培育出来的，儒学的学理性内容成为他们介绍欧美文化的知识、制度及其有关概念并且发展进步的基础。其四，日本著名的企业家将孔子的“见得思义”等观念与西方企业管理思想相结合，使明治时代的日本从传统的轻利、鄙利思想误区中走出，轻装上阵地投入到日本近代化的经济活动中，进而使儒学成为日本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五，儒学是日本现代化初期大量汉学塾的主要教学内容，《论语》等儒学经典中的不少篇章也是当今日本中学生人文知识教材中不可或缺的内容，是日本青少年人文素养形成的基本知识。经过多年的学校教育和家庭传承，儒学的人文学说和道德规范已经潜移默化地渗透到日本民众的思想和心理之中，并且产生着深远影响。 　　?　　自公元405年(中国东晋义熙元年，日本应神天皇十五年)王仁携带《论语》赴日本以来[]，中国的儒学经过千余年的传播尤其是在德川时代(1603—1867)对日本社会产生了全面的影响，成了日本传统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治维新后，西方思想和文化全面涌入，日本的政治、经济乃至整个社会发生了剧变，而儒学[]在日本的现代化[]进程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就成为中外学术界热议的话题。对此问题的探讨形成了两大对立性观点：一种看法认为，儒学对日本现代化的发展产生了阻碍作用，导致其被彻底抛弃;另一种看法认为，儒学对日本现代化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其地位与作用不可忽视。然而，笔者通过对大量原始资料的阅读和梳理后发现：儒学与日本现代化的关系不是单一性的，而是立体多维和颇为复杂的。　　一、 儒学成了日本启蒙思想家批判的靶子　　在明治初期，儒学成了“欧风美雨”猛烈冲击的对象和日本启蒙思想家严厉批判的靶子。　　1868年3月14日，明治新政府发布了《五条誓约》，其中的第五条中就有“求知识于世界”。同时，明治政府还制定了包括“文明开化”的三大政策。于是，西方近代的思想和文化开始在日本广泛传播。其传播渠道主要有三条：一是回国留学生的译介。仅1868—1874年的7年间，日本共向美、英、德、法、俄、奥、意、荷、瑞、比等西方诸国派遣学习人文、社会、自然科学的留学生541名。这些留学生外语好、思想活、目的明，回国后全方位地译介了西方思想文化。二是外国专家的讲授。日本仅1875年聘请的外国专家就达527人之多[];1877年，东京大学成立时，全校共有教授39人，其中外籍教授27人。三是一些学术团体的宣传。例如，1873年(明治六年)成立的“明六社”是日本近代化中第一个合法传播、研究西方思想的学术团体，其刊物《明六杂志》出版43期，发表论文百余篇，系统介绍了西方的经济、政治、宗教、哲学、伦理、法律、教育、社会等各个方面的新知识新学问，在当时的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明六社”的日本启蒙思想家们以西方近代思想做理论武器，纷纷将批判矛头指向在德川时代思想领域占统治地位并在明治时代仍有着影响的儒学。福泽谕吉(1834—1901)是日本启蒙思想家的重要代表，被誉为“日本的伏尔泰”，他　　从“天赋人权”的思想出发，抨击了封建制度和旧的道德伦理观念，发出了“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的呼声，号召人民“专心致力于接近人生日用的实学”，学习科学文化，追求“真理”。他又根据社会契约论的观点肯定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而政府不过是接受委托、代表人民办理公共事务而已。福泽谕吉对儒学的批判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批判了儒家的君臣论。福泽谕吉指出：“在中国和日本，把君臣之伦称为人的天性，认为人有君臣之伦，犹如夫妇父子之伦，并且认为君臣之分，是在前生注定的。就连孔子也没能摆脱这种迷惑。……儒教关于君臣的论述，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从这一方面来看，不仅没有什么不当，而且好像极尽人事之美。然而君臣的关系，本来是在人出生之后才发生的，所以不能说它是人的本性。天赋的人性是本，人出生之后产生的是末。不能以有关事物之末的高深理论来动摇事物之本。”[]他从人的生物性与社会性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