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0205东亚的发展型国家.docVIP

东亚的发展型国家：中日经验比较 马克·比森 　　原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年第2期　　刘智利编译　　摘要：继东亚危机和日本长期的经济萧条之后，很多观察家认为东亚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模式已是多余的和无关紧要的。尽管日本试图改革这种既有的发展模式但其经济仍留有该模式的印记，中国也在积极采纳新重商主义和政府干预主义的一些做法。此外，中国的成功和“北京共识”的影响正鼓励着其他国家步其后尘。文章在分析了东亚发展模式的轨迹后，指出宣布这种模式终结还为时过早。　　关键词：东亚经济发展；东亚政治；中国；日本　　一、引言　　数十年来，东亚经济吸引了学者们和决策者们的注意。尽管如此，一些观察家对“亚洲奇迹”即便不厌烦，也可能感到腻歪了。日本和近年中国的崛起是世人瞩目、史无前例、令人乐观的，具有长期的、深远的地缘政治意义。然而，中日两国的经济增长及其增长方式都广受关注。东亚经济的成功，以及在经济发展和公共政策争论中受到广泛关注，是因为政府在经济中所发挥的作用。日本所开创的、东亚其他国家不同程度所效仿的“发展型政府”（developmental state ），已经成为东亚经济快速增长的同义词和独特经济管理方式的象征。　　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在其他国家，发展型政府在加速经济增长或“深化”工业化的作用仍不明确，富有争议。这表明我们对这样一些过程的理解仍然不够。然而，即使一些观察家承认强大的国家机构可能在管理和指导日本战后经济复兴的过程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普遍认为在国际经济日益一体化的时代，国家的这样一种角色最好时是一种时代错乱，最坏时不利于进一步的发展。日本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到新世纪较为乏力的经济表现似乎证实了这样一些观点：不仅日本经济表现不佳，而且日本的决策者似乎找不到摆脱困境的方法。更糟糕的是，日本的政治体制和官僚体系似乎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因而遭到了广泛的批评。　　在这样的环境下，一些观察家认为日本的发展型国家不可能持续下去，更遑论其他国家效仿了。然而，现实恰恰如此：日本“干预主义”国家的遗产不仅仍然存在，继续影响它的公共政策，而且其他国家也试图复制“日本模式”的各个方面。在这些潜在的效仿者中，最重要的是中国。为了加速实现自己的崛起，中国已经尝试复制日本模式的一些因素。因此，要研究当代发展型国家的持久性和长期魅力，中国是一个重要的个案。　　二、发展型国家的概念　　（一）、政府能力　　由于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对日本战后经济重建的开创性分析，发展型国家变成了一个被广泛了解和运用的概念。按照约翰逊的分析，发展型国家具有许多特征，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能干的政府机构和精心制定的工业政策。这些特征使国家在日本的经济重建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日本的国家之所以变成发展型的，关键在于它对发展过程的规划，而不是依靠市场力量来决定资源的最佳配置。不像只关心制定经济游戏规则的“市场理性”国家，“计划理性”的国家试图制定和实现“大量的社会和经济目标”。由于国内的能力和国外的有利条件，日本常能够实现这样一些目标。日本的战后发展计划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使发展型国家对其他的发展中国家具有不可思议的魅力，并在快速发展的比较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争论和分析中获得了特殊的地位。　　偶然条件的性质决定了国家公共政策的质量和影响。不同的“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ies）是对发展型国家的理想化描述的核心。由于日本似乎正在失去“国家能力”，中国也从未充分地发展出它的“国家能力”，因此应当阐明所谓的“国家能力”是什么。在某种意义上，国家能力容易界定：不过是国家制定和实施政策的能力。这带来了一系列更深层的问题：究竟是哪些特性使一些类似的国家能够或多或少有效地制定和实施政策，而另一些国家则更难以做到呢？再者，这种定义上的国家能力似乎过于简单直接，是不同国家的“国家性”或“力量”程度的功能。例如，正是明显缺乏这样一些品质，非洲的发展才出现了令人失望的结果。相比之下，正是政府的实力，或者说是政府对其所处的社会进行“渗透”和“动员”的能力，是东亚崛起的关键所在。　　挑战总是在于实现“嵌入的自主性”的确切程度。换句话说，官僚机构不仅要能干协调，而且要充分接近社会和经济的行动者，这样才能实施政策和“指导”发展。危险是这样一些机构过于亲近特殊利益集团，成为后者的“俘虏”和奴仆。这种可能性正是所谓的“裙带资本主义”，被视为东亚金融危机的部分原因。　　（二）、发展型国家　　比较分析的优势之一在于它揭示了其中一些因素实现或达到的方式。不过从一开始就应该重视几个一般性的问题。第一，本文所运用的发展型国家观念指的是国家的一般政策倾向，而不是一系列具体的政策行动或官僚政治实践。关键的一点是这样一种行动主义倾向从根本上不同于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