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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结构转换与农村劳动力转移 内容摘要：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是长期形成的。改革以来，虽然经济发展战略有所调整，二元结构逐渐松动，但结构转换进程缓慢、迂回曲折。制约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因素仍旧存在，就业结构转换滞后于产业结构转换。因而，政府应进行政策调整和制度建设，消除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壁垒，促进城乡结构转换。 关键词：城乡二元结构 二元对比系数 劳动力转移 城乡结构转换 发展中国家一般都存在着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工业部门为代表的二元经济。中国作为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由于长期实行城市偏向的经济发展战略，城乡关系二元性特别显著。传统的农业部门的产出占全部产出的比重偏小，就业人口占全部就业人口的比重偏大；非农业部门的产出占全部产出的比重偏大，就业人口占全部就业人口的比重偏小。这样的城乡经济结构严重阻碍了我国经济的持续、协调、平衡发展，急需采取政策措施实现城乡结构转换。 一、西方发展经济学关于城乡结构转换的理论与我国城乡二元结构 关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结构转换的研究，从纯理论的演化看，主要表现为从古典主义向新古典主义的转变： 一是古典主义的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模型。Lewis，W.A（1954）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表明，发展中国家的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之间关联效应明显：工业部门以低工资从农业部门吸纳劳动力——通过工资和生产率双重获利——再将利润资本化以扩大生产规模——农业部门的劳动力被不断吸纳，农业劳动生产率随之提高，工农部门间的劳动边际生产率相等。[1] Ranis, Gustav and John C.H.Fei.（1964）对刘易斯模型进行了修正，将农业劳动力的部门间流动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类似与刘易斯模型，劳动力无限供给；第二阶段是农业劳动力不断减少，农业生产率提高，劳动力的供给弹性下降；第三阶段是工农业生产率趋于均衡，农业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劳动力转移完毕，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实现。[2]与刘易斯模型不同，该模型增加了农业发展的劳动力转移效应，并强调了生产率变化与技术革命强度、质量的关系；对劳动力剩余的分析，应注意工业生产率变化和农业部门扩张。[3]这两个模型都认为农业中存在剩余劳动力，并且农业劳动力工资固定，可通过部门间劳动力转移，实现城乡二元结构向一元结构的转变。 二是由古典主义向新古典主义过渡的乔根森模型。这个模型假定农业中存在剩余劳动力，只是这种剩余劳动力不是建立在劳动边际产出为零的基础上，因而乔根森模型包含古典和新古典两种理论成分。Dale W. Jorgenson （1967）假定两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大于零，技术进步必定会促使工业和农业部门工资的上升。[4]乔根森认为，工农业部门的工资差距并非劳动力部门间转移的根本原因。1967年，乔根森在《剩余劳动力与二元经济发展》一文中明确指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根本原因是消费需求，劳动力在农业部门就业满足了其对农产品的生理需求，当农产品剩余时，农业对劳动力的吸引力下降，劳动力就向工业流动。[5]此模型强调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尤其是农业发展对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作用。 三是新古典主义的哈里斯-托达罗模型。Todaro.M.P.(1969)假定劳动边际生产率为正，劳动力市场可以出清，不存在剩余劳动力。城市存在大量的失业人口，农村剩余劳动力再流向城市将加剧城市的失业，城市有限的工作岗位不能满足劳动力的就业需要。应增加农村就业岗位，缓解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就业压力。托达罗模型增加了预期因素，认为只有通盘考虑城市就业预期和城乡收入差距，才能准确判断农业劳动力的转移问题。[6] 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模型和乔根森模型均假定农村存在剩余劳动力，农村劳动力的城市转移是破解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途径。新古典主义假定劳动力市场出清，认为消除城乡二元结构不能单靠城市吸纳农村劳动力，而应发展农业来吸纳劳动力。上述模型都阐述了城乡劳动力的转移对城乡结构转换的重大意义，直至今天，对发展中国家还具有影响力。但模型的缺陷也是明显的：一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假定和劳动力市场出清的假定都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二是模型主要讨论了劳动力的转移，而对于制约城乡劳动力转移的因素论及不够充分、全面，尽管也涉及了技术变革、城乡收入差距、就业预期、消费需求等；三是没有进一步论述如何消除劳动力转移的障碍，实现城乡结构的转换。 我国的工业化道路有自己的发展模式。一方面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让农业为工业的发展提供原始资本积累；另一方面，实现严格的户籍制度和粮食供应制度，限制农业人口流入城市，从而使城乡二元结构形成。这条道路最明显的弊端是抑制了劳动力的市场配置和有效竞争，削弱了农村劳动力对城市就业的替代，阻碍了城市劳动力成本的下降和劳动效率的提高。但却避免了城市的高失业，在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