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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之道” 　　搬家，就得重新订做书柜，归置那上千本的日文版小型本书籍。一般家具店出售的书橱书柜没有现成规格，只能请人按尺寸设计。那些日文小书，巴掌大的方寸，木工师傅叹道：小日本连书也做得这般袖珍啊！书本虽小但尺寸一样，集中排放，摆在顶天立地书架上，密密麻麻，步调一致，整齐划一，一连数列叠立，也颇有点聚沙成塔撒豆成兵的气象呢。不过那些所谓袖珍书，绝非什么珍藏善本，不过日本出版读物中最稀松平常的文库本。 　　化大为小，缩龙成寸，螺蛳壳里做道场，向来被当做大和民族的看家本领。 　　已故韩国学者李御宁在《日本人的缩小意识》里写道：“日本人以缩小为能事，以审美为本性并充分发挥这种与生俱来的才能，最终达到以小取胜，以优致胜的目的。” 　　颇觉此论在理。求证日本社会生活文化的方方面面，从居家、茶道、盆景到家电制造，乃至有“读书大国”美誉的日本人手中读物――包罗万象的各种文库本，似乎不难领略其以缩小为能事的国民性格特点。 　　国人到日本旅行，看到电车、地铁、咖啡馆等公共场所到处都是举着一本小书埋头静读的日本人，惊叹为“酷爱阅读的国民”，连我国前总理都感慨不已，说希望有一天在中国的地铁里也能看到同样景观。 　　他们看到日本人手中的读物，大概就是我家书架上那种“轻薄短小”的文库本。虽然网络资讯发达的今天，电车、地铁上，使用手机或iPad阅读的人多了起来，但以文库本为主打的纸质阅读丝毫没有从公交退场迹象，文库本阅读仍然是地铁、火车、新干线司空见惯的风景线。香港诗人廖伟棠到日本采风，看到电车埋头阅读的都是文库本，非但没人在用电子阅读器，甚至连报刊都没有。他自己都不好意思取出iPad查地图。日本人文库本情结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文库本（bunkobon），望文生义，容易令人联想到印象中的丛书或作家全集之类的文本，如我国解放前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或九十年代的“诺贝尔文学奖作家文库”之类。这个意义上的文库本，最早在明治时代（1868―1912）就已出现，彼时的一些实力出版社筹划选题，为作家全集或分类丛书冠以“文库”的名称，次第刊行，以期买家全数购入或收藏。不过，在近代日本出版行业的语境中，文库本特定的涵义是指外形轻薄短小，价格低廉，内容经典又便于普及的大众化袖珍读本。 　　令香港作家赞叹不已的文库本，如从创始者“岩波文库”算起，进入日本人的阅读史已有近九十年了。 　　近读岩波茂雄的入门女婿、岩波书店元勋级掌门人小林勇的《一本之道》，他在书中回顾于岩波书店半生工作历程和感悟，质朴深刻，是一本讲“做书”与“做人”哲学的教科书，其中披露文库本这一深刻影响日本人精神生活读物诞生历程，颇为有味。 　　1923年9月发生在东京的关东大震灾，深刻影响了日本社会各行业。出版业因猬集东京，损失惨烈，岌岌可危成了多数出版行社的常态。1926年11月，改造社社长山本实彦孤注一掷，将所有家产押上，刊行《现代日本文学全集》，并设计新的定价和销售模式：全集预约，先预收一日元，一卷一元，每月刊行一卷送到订购者手中。当时一日元是出租车起步价，叫“元的”（entaku），受其启发，将一元一本书籍叫“元本”。翌月发行《尾崎红叶集》试水，收到意想不到效果，订金就收二十三万日元，一举挽回颓势，而其后的《现代日本文学全集》更火爆，据山本实彦回忆：因震灾东京很多书籍被烧毁，书本尤其好书都被有钱人收购了，一般庶民根本看不到，一卷二千多页的豪华精装文学经典，按时价起码十日元。一元出手无异人参卖萝卜价，这个价格只相当于刚大学毕业生入社薪资的百分之二，因此大畅其销。五年间改造社推出的六十三卷一套的《?F代日本文学全集》，总卖出三十多万套，流水收入近两千万。当时永井荷风在麻布上流社区构筑一栋带庭院小洋楼，各种费用在内不到一万日元。这笔收入何止是摆脱危机，简直足以再造N个出版社，山本实彦一举成为出版界英雄。“元本”的畅销，宣告一个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大众文化时代到来，连作家也跟着沾光，脱贫，甚而致富，谷崎润一郎全家通宵达旦“噼噼啪啪”往一本本全集税票上盖私章，一板车一板车拉到书店结算，惹得邻居起疑。很多作家就受惠于元本的畅销，囊中鼓起来，造房买屋、出手阔绰，从此告别“贫乏物语”。 　　此风所及，其他出版社纷纷跟进，大出“元本”。岩波茂雄曾意气风发策划《世界文学全集》选题，却被新潮社抢先一步一口气出了五十七卷，获得比改造社更可观的成功。岩波茂雄只得另开新天地。 　　岩波茂雄原在神田神保町经营旧书店，1913年转行创立出版社，底子薄，出道晚，但因为人厚道实在，获夏目漱石青睐，不但挥毫题写店名，还将小说《心》交他出版，挖到起家第一桶金。当时所有出版社都在做“元本”，但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也就没有岩波多少插足的余地了。彼时刚好小林入社任发行部主任。作为文库本策划参与者过来人，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