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百姓写作，有人管饭”.docVIP

“为百姓写作，有人管饭” 　　谈山西作家，张平是绕不过去的。不是因为他是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得主，也不是因为他曾担任山西省作协主席，而是因为，他的作品是“写给那些最低层的千千万万、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看，永生永世都将为他们而写作”。 　　张平说，这应该是作家写作的一个基本的立场。从古至今，对文学情有独钟的大都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民众。他每次去新华书店，最感慨万端的就是那些坐在书店角落地板上专心阅读的孩子们。有一年他去一个山区的村庄，看到一本自己的小说《天网》，不知让多少人传看过，已经看不到书面，翻卷得就像一根老白菜。一个40岁开外的中年人一边让张平签字，一边说：“你这书我们村的人差不多都看了，我都看了好几遍了。” 　　张平很感动，也很难过。电影电视里无忧无虑的美满生活，距离他们其实很远很远。他说：“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读者群，这是作家自我选择的结果，无可厚非。我的读者群就是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普通通的读者，为他们写作我心甘情愿，无怨无悔。” 　　2015年9月22日，民盟中央副主席张平接受笔者专访。 　　“我的作品就是要写给那些最底层的千千万万、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看，永生永世都将为他们而写作。” 　　问：您在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文学创作，初学写作，您受到哪些方面的影响？ 　　答：山西当代的作家，特别是50后60后的作家，受赵树理，马烽，西戎，孙谦，束为，胡正等老一辈作家的影响比较大，这些老作家也就是后来一直被中国文坛认可和称誉的“山药蛋”派作家群。在建国17年的文学创作中，这些作家曾占有主流地位，在全国产生过重大影响。我们几乎就是读着他们的作品生活过来的，对我们的人生观和艺术观都产生过深深的印记。“文革”后，对这些作家的作品，争议越来越多，否定的声音也时有所闻。我个人认为，这些作家作品的创作理念和艺术价值其实是否定不了的，每一个时代都有其特殊的时代因素和历史原因，因此每一个时代的作家和作品，都有其合理性和存在价值。在那些特殊的年代，这些作家的作品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为那个时代的读者带来了阅读的愉悦和对生活的激情，历史不会因为一些争议和不同的声音而忘却他们。 　　问：1981年，您的处女作《祭妻》获得 《山西文学》杂志一等奖。走上文坛是否特别顺利？没有经过任何退稿吗？ 　　答：退稿太多了。在大学上学期间，隔三差五就有退稿信。那时候班里都有专门领取信件的同学，一看到信件取回来时，就止不住地脸热心跳。领到退稿信，赶紧就往教室外面跑。偷偷看完退稿信函，然后再偷偷把退稿寄往另外一个刊物。其实同学们都知道咋回事，已经见怪不怪了，倒是自己还藏着掖着。 　　问：《祭妻》之后，您写出了近十篇“家庭苦情”系列小说，其中1984年发表的《姐姐》，跨入当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行列。 　　答：这些作品几乎就是散文，《祭妻》也好，《姐姐》也好，都有我家庭的影子。我是一个“右派”子弟，家庭受父亲被划为“右派”的影响，两个姐姐一个妹妹的命运都不好。父亲被劳教时，母亲没有工作，我们四个子女随同母亲一同从西安遣返回山西运城一个偏远山村。已经懂事的两个姐姐，对生活中发生的巨大反差，一定是刻骨铭心。包括妹妹，他们的生活命运从此也发生了彻底的逆转。她们从一个大都市教授家庭出身，本可有锦绣前程的城市姑娘，犹如一瞬间从天堂掉进了地牢。他们最终都嫁给了即使在农村条件也都非常差的普通农民，一直生活得十分艰难。对这种命运的乖戾悖谬，随着自己年龄的增大，悲切的感觉也越来越强烈。所以《祭妻》寄给编辑部后，编辑们也深受感动。那时候发表类似的作品要承担很大风险，但编辑主编最终还是决定发表。发表后，《小说选刊》《新华文摘》都予以转载，我先后收到几百封读者来信。包括后来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姐姐》等作品，其实都是这个路子，写了自己对人生的感悟，写了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写了血统论对人性的泯灭伤害。还有很重要的一点，作家要获得成功，在读者中产生共鸣，就必须要有真情实感，同时必须直面现实中的伤疤和问题，敢于坚持公平和正义。今天看来，我十分庆幸自己能有当初创作中的这些经历和感受，也十分感激当年编辑老师们的栽培与呵护，也忘记不了读者给自己带来的勇气和信心。 　　问：80年代后期，您的创作题材开始有所转变，写出《血魂》《较量》《公判》等一些中短篇小说和纪实文学，能谈谈是何机缘吗？ 　　答：其实这是社会对文学产生作用力的结果。80年代后期，改革开放的极大成功，给整个社会带来了新的巨大的变化。“文革”后短短的十年，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已经让整个社会从观念的解放过渡到了生活实质的变化，社会的着力点和兴奋点已经完全改变，完全不同了。生活之树长青，生活的变化总是走在作家的前面。那时候在文坛，因为伤痕文学、反思文学而走红的一批作家，都碰到了同样的困惑和问题。一方面由于西方各种文艺思潮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