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动”辞职，然后呢.docVIP

“主动”辞职，然后呢 　　县委书记的位子还没坐热，田自力就主动把官给辞了。在中国的官场生态中，主动请辞的官员并不多，所以，媒体报道用了“罕见”来描述。 　　很多人都在关注这位湖南岳阳平江县前县委书记为何选择辞职，以及在辞职背后他遭遇了什么。直接事由，涉及到一座可能将落户平江的火电厂。因为担心环境污染，项目遭遇本土官员及民众反对，甚至引发较大规模的签名反对活动和群体性游行事件。因无力应付困局而倍感压力，田自力选择辞职。 　　那么，一个县委书记“非正常离职”，然后呢？ 　　事实上，在以往的群体性事件中，我们鲜有看到主政官员主动辞官的举动，免职、调离反而才是常态。如果将辞官举动全部归因为一次群体性事件的治理压力，或将无法理解田自力面临的深层困境。 　　领导和民众，听谁的 　　资料显示，2013年5月，平江县政府与华电集团湖南分公司签订协议，欲在平江建设一座大型火电厂。对于一个全年工业税收只有1.3亿元的国家级贫困县而言，火电项目每年可为地方财政增收约6亿元，吸引力不言而喻。 　　污染问题却也无可回避。之于国家生态示范区、绿色产业示范区的平江，对污染的担忧，不仅在普通群众中间蔓延，甚至导致了县委常委级别的官员反对。围绕火电项目的落地，地方官场内部的分歧，官民之间的分歧，都需要弥合。作为县委书记，这个工作毫无疑问落到了田自力头上。 　　实质性的压力，或许源自上级政府部门。所以，在和众多平江官员一样一度态度犹疑后，上级官员“把握好难得的发展机遇，就火电厂建设再给平江一次机会”的视察指示，促成了田自力的态度转变，他开始毫无保留地推进这一省里的战略部署项目。 　　更何况，地方发展的压力实实在在，在数字出官的背景下，它会变成具体的政绩目标，是GDP或者财政指标。 　　接下来的故事就不陌生了：平江县政府开足马力动员宣传，各种开会，统一思想；制作宣传手册、光盘，广布媒体，全方位科普宣传；甚至，出台文件，推行“株连追责”，防止公职人员及其家属参与与火电项目有关的不良言论的传播。 　　这个过程不难看出县委书记田自力面临的困境。民众要发展，同时又拒绝污染，邻避效应由此产生；但在从上到下的整个权力系统中，发展被量化为数据，而且官员的评价权和晋升通道，牢牢掌握在上级领导手中。即便他平衡了地方官场内部的分歧，却也难以应付高层领导与民意间的裂缝。 　　在顺应官意还是顺应民意之间，田自力必须做出选择。这绝不是可以左右逢源的问题。 　　至于选择的后续结果，就是“主动辞职”。 　　矛盾前沿的县委书记们 　　其实，在GDP崇拜、唯上不唯下这些逻辑式微之前，每天都有成百上千个县委书记，面临着田自力当初面对的选择难题。 　　当下的公共决策机制中，一方面缺少民意的逐级反馈机制，另一方面上级意志又容易成为雷打不动的指挥棒。上级意旨的传递，可以是红头文件，也可以口耳相传，形式不一，那种制度性的压力却大同小异。比如有关GDP增长指标，中央要保八，省一级就得保九，到地方可能就得保十，层层加码，逐级增压。 　　领导当然不会为地方官指明达成指令的方式，一切都得摸索，在矛盾中突围闯关。摸索不意味着自治，而仅仅意味着以怎样的方式实现发展指标。这样的运行机制，筛选淘汰后留下的，往往都是调和各方利益的维稳高手。因此，在同僚看来“驾驭大局的能力不强，政治上不精明”的田自力“罕见”地辞职，也可以理解。 　　层层加码的压力堆积到基层一级，就等于埋下了一个压力锅。再者，当下中国社会的一些问题，比如对地方政府的不信任，仇官情绪，都不同程度渗透到民众的意识深处。它或许是一种很宏观的情绪，没有具体的目标，但一旦官民利益冲突发生，这种情绪就会寄生到地方民众的心态和行为之中，引起激烈的对抗冲突。 　　所以，位于官场相对末端的“田自力们”，很容易被推至矛盾的前沿。 　　这种角色困境，有点近似于城管一一大包大揽，什么都得管，但由于直接与民众打交道，在推行上级政府决策的过程中，不被容许有过多弹性，公共决策与民意间的分歧，导致这个群体成为矛盾高发、冲突频现的集合点。 　　尤其是征地拆迁、污染项目落地这些尖锐问题，基层主政者必须直面。 　　地方发展这类对上级官员而言的宏大议题，在基层具体化为如何推动钉子户拆迁。所以我们看到，群体性事件多发生在基层。 　　官不“聊”生的决策机制 　　比之于灰色福利的剥落带来的生存压力，或者反腐加码引发的心理危机，“田自力们”所面临的困境，无疑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官不聊生”。 　　由于处在官场与社会的接缝处，基层官员往往是官不聊生的“受害者”，他们面临着民意与权意罅隙导致的冲突。 　　当然，地方主政者并非毫无凭据，至少他们会被默认可为“顾全大局”而维稳，维稳这一独具特色的词汇，因此被广泛运用，直到触发“闹大才解决”这一更高层级的权力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