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能再这样对我！”.docVIP

“你不能再这样对我！” 　　沃尔夫冈?顾彬（Wolfgang Kubin） 　　德国著名汉学家、翻译家、诗人。德国波恩大学汉学系终身教授。其研究领域以文学和思想史为主。顾彬也是中国多所大学的客座教授。已发表几百篇学术论文，出版由他撰写、编辑的五十多部学术著作、上百部译著和两种学术期刊，出版八本诗集、两本散文集，三本小说。 　　在中国，并没有举办公开朗诵会的传统，至少我一开始是这样认为的。虽然这个观点并不完全正确，但也并非全无道理。中国古代人不朗诵，而是歌唱，并且不是在陌生人，而是在朋友面前歌唱，唱的还是自己的诗句。他们一边唱，一边吃喝，经常还有一些美人载歌载舞助兴。至于这类场合是煽情的诗歌、杯里的白酒还是女舞者害羞的神情重要，学者们直到今天还有争议。重要的是，此类源于2000年前古人为迎接春天而进行的清洗仪式的朗诵，只是家庭的游戏。这一点，在中国后来的朝代并没有发生多大的改变。明朝时，曾一度很流行2000人的比诗赛，但参加的都是些官场失意的人，他们没有更好的事可做，只好通过写诗来抒发心中的郁闷。当然，这种集体作诗、诗句不通者被罚酒的游戏，是可以控制的，特别是听者的人数，是可以控制得很好的。对此，中世纪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只要有一两位志同道合的人来听我的诗歌，便够了。” 　　从这以后，中国人便笃信“能听懂我诗歌者，即为我友”。人一般不可能有很多知心朋友，故而严谨来讲，听诗歌的人也不会很多。作为诺贝尔文学奖多年候选人的北岛（1949年生），最喜欢在公开朗诵会（最起码是在德国的朗诵会）上引用这句话，德国的听众（都多于一至两位）一般回之以一个淡淡的微笑，而我对此却不甚满意。因为作为翻译（口笔译），我花费了很多心血在德国推广中国文学，但获得的成功却屈指可数。这当中的曲折，不知情的人不要说去体会，就连猜也难猜。 　　我还是不要讲台北那在传统及西方文化共同影响下形成的一种混合朗诵形式吧。比如说2003年秋天的国际诗歌节，在台北剧院登台朗诵的每一个人，上至市长，下至中学生，都心情愉悦地或吟或唱出自己心中或是口袋里装着的诗。我也不想说我那试图在香港举办中德诗人对话的尝试，因为结果让我很是灰心。经过我15年的努力，虽然歌德学院会零零散散举办一些朗诵会，但朗诵会的合作者香港大学和香港艺术中心几乎都不邀请大众参加，每次都是两位孤单的诗人坐在讲台上，他们面前的每张面孔无不是他们认识的，因为都是他们私下邀请的。虽然有粤语、中文、英语、德语四门语言，但我们只能将此称为家庭朗诵会，因为它与在莱茵河及鲁尔河之间的德国地区重又流行的私人朗诵会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我情愿谈一谈这二十多年来，让我欢喜让我忧的那些朗诵会。 　　一 皮皮 　　2004年9月末柏林国际文学节，我被选作女作家冯丽（1963年生）朗诵会的主持人。当时她获得了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一个艺术家项目的奖学金，可以在有着施普雷河的柏林逗留一年。由于我是一个喜欢把准备工作做得滴水不漏的人，所以在朗诵会前一天，我与冯丽（因酷爱皮皮长筒袜，她在中国将自己称为“皮皮”）在柏林市中心舍恩伯格区的一个咖啡厅见了面，以消除彼此的陌生感。经过两小时的准备，第二天晚上的朗诵会看起来已万事俱备，但仅仅只是“看起来”，因为面对着柏林克洛兹伯格区一个后院的聚光灯和坐满了的听众席时，冯丽突然在朗诵会开始前一分钟告诉我，她不想朗诵已选定的文章，虽然那篇文章是她自己选好的。我拿到的是中文稿，一篇关于一对老夫妻日常生活的小短文，而特意请来的女演员则将根据德文稿进行表演。当时冯丽临时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条，说她改主意了。纸条上的内容当然是没有德文翻译的。她说我可以即兴口译。这当然可以，只是这口译的质量就达不到“文学”的标准了。还有，坐在观众席中、花了好几个星期将那短篇翻译成了非常棒的德语的那位译者，他会说什么呢？更别提那特意赶来表演的女演员了。这都是花了钱的！难道柏林有这么多钱，可以随意做无谓的投资吗？而为此特意买了门票的听众们，愿意从我口里听到临时的蹩脚翻译而不是真正的文学吗？ 　　听众们很快听到了我们的讨论。麦克风已经打开，朗诵活动早就应该开始了。“这里可不是马戏团耍猴，我们可都是职业的！”我对冯丽说道，“别像个不爱喝汤的小孩子一样闹脾气！”冯丽会德语，她将很多德语儿童读物翻译成了中文，而我用的德语词“Suppenkasper”（不爱喝汤的小孩）她应该是知道的。这个词拯救了那个晚上。小短文是冯丽自己选的，她不想出洋相，所以只能把汤乖乖喝光。她将自己对一对老夫妻的担心作为短文的主题，得到了听众的认可。而翻译的到位，加上女演员给力的表现，使得整个活动并没有变成一场灾难。作为主持人的我，也很开心，因为我没有失职。 　　二 梁秉钧 　　不是每个马戏团耍猴都能圆满结尾，有的甚至会十分糟糕，多年的友谊会受到严峻的考验，